疫情下的生命感悟思维导图（残疾人励志故事职业生涯 | 疫情下一名身残志坚的科学家的故事）
撰文 | Christopher Rensing（福建农林大学教授）
编译 | XZ
该文讲述了Christopher Rensing被诊断为身体残疾之后，是怎样在科学界建立自己实验室的励志故事。
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对于科学界来说，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我个人而言，由于新冠的疫情，我无法回到位于中国福州的福建农林大学进行相关的科研工作；我在那里开展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担任微生物学教授和环境微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来说，能够在中国成立自己的实验室就比较少见，再加上自身的身体残疾就更加罕见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1998年，我被诊断患有影响下肢的退行性神经病，这意味着我不得不在2002年开始使用手杖行走。从2009年开始，我需要一辆移动滑板车来帮助我出行。我非常不喜欢现在的这种情况，我怀念以前能够给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而现在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可能了，这或许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
残疾对我的身体和情感方面都有影响。自从我确诊后，我经历了对失业的恐惧，以及不安全感、抑郁和对退休期间没有适当护理的担忧。我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情况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学术职位了，又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残疾而对我的科研能力持怀疑态度。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残疾人，我的个人经历自然也不能代表每个残疾人的情况。在职业生涯中这条道路上，因为身体残疾，我遇到了许多的挫折。而现在我想改变，我不再让残疾所带来的恐惧控制我的生活。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即建立一个大型的、世界级的研究团队。在我确诊后，我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事实上，这个梦想帮助我在心理上克服了残疾，到现在它也一直激励着我前进。一开始，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接受我的身体损伤。对其他残疾科学家来说，好消息是技术和社会的变化使你更有可能在你选择的领域取得成功。而坏消息是，你仍然需要自己面对残疾的不利因素。
在我获得了一大笔资金准备成立一个实验室时，我来到了中国。2016年从我哥本哈根大学来到福建农林大学，我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整个环境微生物研究所。我的研究小组专注于金属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环境的。以前在中国科学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和兼职教员的经历告诉我，要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就需要一名英语流利的助理的帮助。而我的助手李元平对我成为一所中国大学的优秀教师至关重要。
福建农林大学给予了我大量的物质支持，包括一个无障碍公寓和较近的办公室都在一楼，都是为了满足我的需求而建造的。此外，定期体检、针灸和按摩等帮助我控制病情的费用均是由我在中国的医疗保险支付，而医疗保险又由学校支付，这无疑给我减轻了经济压力。
当我骑着我的移动滑板车在福州街道上时，大多数人认为它只是一辆可爱的车或一个玩具，而不会认为是一种医疗必需品。在中国的大学里，残疾学生或教师并不常见，所以有很多讲堂我进不去，虽然我能进大多数食堂，但有些也是进不去的。当我和我的研究小组出去吃饭时，我更喜欢去新建的购物中心，因为它们通常都有无障碍通道。对于郊游以及任何的其他旅行，我需要非常仔细的计划。比如我要保证预订的酒店房间会适合我；有时航空公司不允许我的滑板车上上飞机，所以我更喜欢乘坐中国的高铁。
我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个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残疾学生，并认识了他和他的母亲。他告诉我，福州其他大学的残疾学生很少，因为大多数残疾人都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作或上大学。对于他来说，当需要帮助上楼或去校园里其他无法到达的地方时，会有热心的同学帮助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我也很乐意为他提供支持和鼓励。
在可及性方面，这里与我之前在美国和丹麦的工作环境相比，中国仍需要加把劲。然而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氛围却深深的吸引着我。可以说没有我的研究小组和大学的帮助与奉献，或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的实验室越来越成功，我很高兴能够搬到中国建立实验室。尽管目前受到新冠肺炎的限制，但我的一名博士生和两名硕士生今年已经毕业。一旦疫情得到控制，我希望能够回到中国继续我的职业生涯。
（来源于福建农林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官网 https://zhxy.fafu.edu.cn/68/d7/c6393a157911/page.htm）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