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发家之路（李嘉诚的励志故事“白手起家是童话”--李嘉诚们的“励志”发家史）

中国泛媒体先锋   极具深度的公号

兴趣决定高度  遇见即改变  时代精神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中国人民以前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史塔威尔。

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可算是“中国通”。2002年他的《中国热》(China Dream的台湾版译名)一年“三刷”。

有“香江第一健笔”之称的香港《信报》创办人、香港特区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说，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乔·史塔威尔的著作《亚洲教父》，详细披露了香港、东南亚亿万富翁，特别是华人大亨的发迹史，虽然这些“教父”级人物的人数极少，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着各自的区域经济。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地区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1996年，《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前25人中仍有8名是东南亚商人；前50人中有13名是东南亚商人。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郑周敏、郭令明……这些教父“先锋”的名下均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产。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真的如他们所说是白手起家吗？他们有着怎样传奇的发迹史？当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时，他们为什么仍然这么坚不可摧？

香港作家林行止说，通过《亚洲教父》这本书，可看出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而一些巨贾要求下属必尊称之为“博士”，当其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是某某(如刘天就，20世纪80年代鞋业大亨)博士办公室”时，不识“时务”的洋记者笑破肚皮，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此传为笑谈。

刘天就

“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

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

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

，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巨商并非经济推手

而是搭上了增长的快车

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移民群——华人在商业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绩斐然。这使得描述过去50年发展的读物毫无疑问地都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华人大亨只是华人中少数中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华人大众并不亨通。

一般人都认为，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大亨对其地区的发展起着不小的推动作用。但史塔威尔却坚持认为，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的推手实为无数的勤俭中小企业家与普通大众，商业大亨只不过是该地区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的产品；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决不是因为有了那些大的商业家族，而是这些商业家族搭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从而为自己谋取了巨大的财富和荣耀。在该地区漫长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大亨们仅仅是“旅伴”；他们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一个他们无法参与制定规则的游戏提供方便。

专家指出，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行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陈永栽：受政治庇佑的“千面人”

菲律宾华人首富陈永栽是个有多重身份的“千面人”——他的主要公司包括幸运烟草公司、亚洲酿酒、菲律宾航空公司以及联盟银行，人称“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与其人善于经营政治有极大的关系。

陈永栽是第一代华人移民，他是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密友。在马科斯政府的庇护下，陈永栽的幸运烟草公司被减免了税款、关税，并被允许筹集资金、打破规章制度，享受相当于国内烟草垄断企业的优惠政策。该公司还编写了一种新的香烟免税代码，并且获得了马科斯的签字批准使其成为法律。同时，有人称陈永栽已经印好了国内的印花税票，贴于烟壳上。在烟草上赚取的巨额现金流量，促使陈永栽进入了化学产业、农业、纺织业、酿酒业、房地产、酒店和银行等领域。

随着马科斯政府的倒台，1992年，陈永栽突然与安东尼奥·柯胡安可一起将国有航空公司菲律宾航空公司私有化。安东尼奥·柯胡安是接替马科斯的克拉松·阿基诺的堂兄弟。菲律宾航空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之后又在政府的援助下脱离了困境。2000年，在他的朋友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当政时，陈永栽取得了旁遮普国家银行的控股权。

他们并非传说中的白手起家

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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