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励志故事】一个高考落榜者，是如何成为大学教授的？
以下文章来源于域外文谭 ，作者邱教授
只为苍生说真话！ 板块1 、关于大学：高考志愿填报、从本科到博士、从助教到博导经历的那些事儿；板块2、 游目骋怀，吃、喝、玩、乐。 板块3、当下视角，新解文学经典。本号主体人是大学在编三级教授，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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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考落榜者
是如何成为大学教授的
何希凡
一、前路茫茫
我于1975年高中毕业，是那一年全村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每逢周末回家背下一周要吃的粮，乡亲们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而到了高中毕业后的“文革”后期，高考之路早已断绝，据说要等到两年锻炼期满才有推荐上学的机会，对于没有任何靠山的我而言，虽然也在盼望着被“推荐”，但不过是渺茫无望的自欺而已。更何况我的养父母家还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养祖父因为当过国民党时期的保长，因此“推荐”早已与我绝缘了。就这样，曾经被羡慕的我，一旦回乡当了农民，所读之书已然无用，而干农活又处处不如人，四川人有一个最精彩的比喻活画了我的生命境遇：狗屎做鞭，闻（文）也闻不得，舞（武）也舞不得。曾经认真读过鲁迅的《孔乙己》，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既不能像丁举人那样爬上去，又放不下那一点儿可怜尊严的孔乙己。作为养子的外来者身份和已然成了“狗屎”的半残废生存能力，我被欺辱的命运是逃不过去了。有些原来对我还算友善的长辈好几次出言不逊，当众表达对我的鄙夷，仅仅两个多月超负荷劳动就使得我身上的书生气荡然无存，又瘦又黑的我即使在那些目不识丁的人面前也没有些许的形象自信。严厉而勤劳的养父清醒地意识到我绝没有改变农民身份的希望，他不希望我放弃干好农活的机会，也不准我每逢赶场日去和那些邀约我的同学聚会。其实，我要是干脆不上学读书，或许早就是一个不错的农民了，而读了12年书后，书无用，当农民也是低能儿，我这一生怎么活下去啊。
没想到很快有一个好消息传来：大队要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因为需要有文化的人，大队长点名我必须参加，还让我负责宣传。又过了1个月，公社组织全乡基建队大会战修水库。到了水库工地，我没有奢望自己读的书能够起作用，而是带着没有把握的投机心理拼命劳动，期望得到公社领导的好感。我背着满背篼的泥土来回奔跑在水库工地，高音喇叭每天都在表扬我名列前茅的劳动成绩。很快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水库工地需要一个能写会唱的团支部书记。此时，我较为优秀的语文成绩和写得不错的毛笔字发挥了优势，我曾经在县川剧团学习所具备的文艺素养也成全了我。于是我身兼团支部书记和政宣组长，每天在水库工地搞政治宣传，休息时就教唱革命歌曲，还组织了水库工地文艺宣传队，我是负责人，既要拉二胡伴奏，还要教会队员跳舞唱歌等节目排练，这时我才又有了一点儿做人的感觉。就这样，我经历了1975年冬天四川从未有过的天寒地冻，连竹子也冻死了；我经历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的相继去世；也经历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是，水库工地稍微有尊严的人生并没有给我带来一个读书人渴望的前途，眼看着不少初中生和高中生相继被推荐上学和参加工作，而我却在水库工地自我陶醉，心理还是渐渐涌起了不平的波澜。
二、折翼高考
到了1977年下半年，我高中毕业已满两年。既然推荐无望，就想去当兵。那一年部队的领导知道我还可以舞文弄墨，可以吹拉弹唱，决定把我招去给首长写东西，就连体检中被检查出颈部有神经皮炎，也被他们帮我过了关，可惜最后还是因为养祖父的问题被别人举报而断了从戎之路，前途问题在我这里已经是路路断绝了！养父母早在我读高中那年就为我订了婚，20岁刚过的我在成家和前途的十字路口，已没有从容选择的机会了。
好像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我最早看到《四川日报》刊登的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开始找复习资料，在繁忙的水库工地上熬夜进行地下复习。不久，母校领导和老师认为我读书时成绩还不错，就组织了一部分同学回校在老师辅导下复习。但好景不长，水库工地领导找到了学校，说学校把人叫走了，正常的生产就无法进行。当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复习生产两不误》的文章，在这样的压力下，学校被迫放弃了辅导复习。水库工地的领导对我说：你要知道，就算你考上了，我们不同意，你也不能去上学。因为推荐的惯性太强大，我只好又全身心地投入水库工地的需要。又过了一段时间，无条件支持高考已成为全社会共识，凡是阻扰高考都是不光彩的行为，我们才得以重返学校复习。但此时距高考已很近了，我又一次受到了水库工地领导的忠告：你如果要去考试就必须考上，不然水库工地就不要你回来了。
这样的折腾一直延续到走上考场的12月8号、9号。因为考生太多，两人共用一张课桌。为防止作弊，课桌上面悬空牵着绳子，再用黄色的纸糊在绳子和桌子上隔开同桌。因为两年的精力都耗费在挣表现和无端的阻扰上，在两天紧张的考试中，除了语文、政治最有自信以外，整体上仓促应考的结果可想而知。最令我意外的是，连政治老师听了我的政治考试答题情况都认为一定会是很好的成绩，但后来才知道我的政治成绩仅有至今也不服的36分（如果政治成绩及格，我是一定能上大学线的），高考上线的名单果然没有我，好不容易盼来的恢复高考瞬间又让我走向了幻灭。“心似箭穿”在那时实非虚言啊！我的亲生父母听说有几个与我一同参考的落榜者想去自杀，也担心我想不通而寻短见，特意让我的二哥来劝慰我。
没想到就在那年腊月的一天晚上，我正在水库工地指挥部住地开着高音喇叭唱歌发泄，跑调的歌声夹带着哽咽，泪水淌满了双颊，忽然房东家的小姑娘高声叫我快去听广播，说广播里正在说到我。等我跑过去，幸好听到了第三次广播，说我上了中专的线，要我次日早上赶往县城体检。我瞬间呆住了，或许范进中举后的神经短路就是我当时的样子，与我同在水库工地的好朋友陪我连夜回到家里告知养父母，又和养父赶了十几公里夜路去告诉我的亲生父母和哥嫂们。到县城体检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漫长等待才收到了南部师范学校文史专业班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4月我们终于入学了，天天学唱《我们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这首歌，就感到自己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心理升起了幸福感和自豪感。那时学校还是沿袭了“文革”十年走“五七”指示道路的惯性，要我们带上背篼、锄头等劳动工具，入学后首先就是到嘉陵江边大战河滩，我们用那些坚硬而光滑的大卵石围起了堤埂，再背来沙土铺成河滩地。学校那年种了40亩红麻，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便是《战河滩》，后来红麻获得了丰收，我们又写了《丰收的喜悦》。不过那时在学习上从来没有放松，虽然是中师文凭，但到底是通过高考读上了中师，而且基本按照大学专科的课程设置，上课的都是功底深厚的老师，他们的精彩讲授激发了我们的浓厚兴趣，我写的作文多次被老师编入优秀作文，几十年后，老校长竟然还记得我的那些作文题目。虽然高考之梦幻灭了，但学习的路总算没有断绝，而且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当上了教师，高考之路也给予我不错的馈赠，但上大学的梦算是彻底破灭了，命运已经把我定格在小学教师的人生坐标上。
三、励志讲台
1979年9月，我被安排到高中母校顶岗实习一个学期高中语文。1980年初，被分配到南部县的重点小学大桥小学，学校领导安排我任教小学四年级语文，当班主任，兼上初中81级两个班的历史课。因为在师范学校还算优秀的学习历程，加上年轻人的轻狂，我感到自己被大材小用了。虽然还是认真工作，但心里装满了委屈，对校长的安排时时流露出不满情绪，而沉着老练的校长已经打定主意要我长期教小学。没想到，年长于校长的副校长经常“偷听”我的讲课，很是同情我的不满，新学期开学后，他趁着校长到县城开会就单独发出通知，安排我任教初中83级2班新生的语文课、当班主任，待到校长开会回来，既成事实已无法改变。
初中83级2班的学生对我的喜爱和家长对我的关爱，让我初尝了当教师的甘甜。学区内不时有语文同行以观摩学习的名义来听我的课，更让我觉得已经人尽其才，就连校长听说我的课很受欢迎也流露出对我曾经工作安排的悔意。然而我还是不打算继续在这所学校工作，我想回到我的家乡，特别是我曾经初中复习的母校，那里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学，他们都欢迎我回去。1982年8月，我如愿调回这所区所在地小学——伏虎小学，校长安排我任教刚招收的初中重点班。领导和同行老师听了我几堂课，对我很是赞赏，又对我当班主任的尽职尽责特别满意，我工作起来也就更加起劲和卖力了，很快在整个学区小有名气。
1983年，全国首次对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进行教材教法考试，据说不合格者将被取消中学教师资格，我们都面临很大压力。但学区教办领导点名要我这个应考者对全区应考的中学教师作考前辅导，我真担心连自己都考不好，如果辅导砸了，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好在那一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所以1984年再一次安排我作考前辅导。
就在这两年，南部县新成立的教研室在全县掀起了课堂教学改革热潮，以至于成为整个南充地区教育界的热点，南充地区教育局和教科所策划在南部县搞一次教改现场会。为遴选现场会执教老师，县教研室专家们跑了好几个学区，结果绕到我们学校来了，学校领导建议他们听一听初中年轻老师的课，我那时已被学校安排教初中毕业班84级1班的语文课，正要讲司马迁的《陈涉世家》。我除了尽量体现教改精神，也努力体现教师的基本功。那天下午专家们听了我的第一节课后，教办主任就给我透露了专家对我的课很满意。当我上完第二节课，我明显感到了专家们喜形于色。晚上的总结会上，教研室主任吴璧老师一时兴起，就借那段时间正热播的武打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来总结我们的课，我也被确定为教改现场会的执教老师。1984年春天，整个南充地区来了很多领导和前辈听我所执教的吴伯箫散文《菜园小记》，他们对我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南部县教研室还专门出了教学简报，我就因为教改而在南部县也小有名气了。有了这样的时来运转，南部县文教局领导直接表示要调我到文教局工作，县人大、政协、公安局都想要我去摇笔杆儿。我的母校南部师范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据说文教局领导为了证明南部师范在“文革”后培养了不少高材生，就特别讲了我的例子，母校老校长听得笑逐颜开，不久后当他在校门口见到我，就直接表示要调我到母校任教。
1984年10月，我正式被调回母校，开始了中师生教中师的教学生涯。当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欢迎和领导好评的时候，我受难的日子也就同时开始了。那些有大学文凭的同行很是不服气，教工食堂成了他们非议贬抑我的主要场所，我痛切感到自己的生命尊严受到了严峻挑战，但没有文凭的事实又让我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为了起码的人格尊严，为了平等的生存权利，我不得不走上带血带泪的获取文凭之路。1985年，我先是准备报考四川教育学院中文本科离职学习两年，当准考证发下来之时，校长找我谈话，他非常支持我继续学习，但不同意我离职深造，希望我报考函授本科。我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就在这年考取了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函授。
学校大多安排寒暑假集中学习1个月左右，讲课老师既有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有才华横溢，讲课特别精彩的年轻教师。有的老师与我同龄，有的老师却和我的学生年龄相仿。邱永旭老师那时刚从华东师大毕业就来给我们上课，他看上去比我的学生更显青涩。我已经当了几年老师他才参加高考，而我为了生命尊严参加函授学习却当了他的学生，命运的错位更加刺激了我的努力。老师讲得精彩，我们听得入神，生怕听掉、记掉了一个字，因为那是上帝对我们的补偿，是命运对我们的慰藉。我不仅认真学习，回到工作岗位上，每天早晚就背诵阅读我的功课。我的教学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我的腹笥却在不断得到充盈。五年下来，我不仅被评上了优秀学员，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而且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老师和同学们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也当上了南部师范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直至教导处主任，在上好课的同时还写了一些文章发表，也获得了不少奖励，也因此在南充地区的中师语文教师中小有名气，曾经有一些条件更好的学校想要我，一些党政部门也在准备调我去。看来文凭于我的意义已不是单纯的尊严可以涵盖的了。
四、梦圆学府
1992年下半年，我在南充地区教科所开会，趁晚饭后去中文系拜访已担任了副系主任的老师。老师知道我的函授学习成绩比较优秀，也听说我在南部师范干得不错，就提出让我考虑回中文系工作。我从来不敢有这个奢望，但既然老师提出来了，我就非常渴望能有这个机会。
1993年7月，在中文系几位领导和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顺利调到了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我这个高考落榜者奇迹般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先是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访学一年，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一流学者朱金顺、王富仁、郭志刚、童庆炳等几位老师的悉心指导，然后于1994年9月开始了我的大学教学和治学生涯。对于已过而立之年的我而言，当时最为迫切的是多出学术成果，早一点评上高一级职称。但我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大学老师即使评上了职称，如果上课不受学生欢迎，像我这样的低学历者是很难被大学认可的。我暂时不考虑将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而是认真手写了全程的《中国现代文学》讲稿共13本，约50多万字。低调自有低调的好处，我的讲课首先得到了94、95级学生的热情支持，他们对我的高度评价令我的老师和领导们深感意外。
但我却又一次遭遇了学历的困境。有的老师知道我的学历后，就认为我肯定是凭着拉关系才走上了大学讲台，有一次我到教务处去开教学秘书会，当我老实告诉了处长我原来工作的地方和学历后，处长顿时由最初的热情转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冷淡。那时虽然也感到了尊严问题，但我的资历确实不足以支撑我抗辩的底气，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努力和实力证明自己。后来在全校的几次活动中，我的表现得到一些领导的认可，那位处长也很快转变了对我的态度。我的讲课也受到了历届学生的持久欢迎。
1997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对鲁迅和郭沫若比较研究的万言论文，以此正式开始了我的学术举步。近三十年来，我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并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曾先后被评为四川师范学院优秀青年教师、优秀教师，西华师范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标兵，四川省高教优秀共产党员，四川省优秀教师。我在42岁评上了副教授，48岁评上了教授，从2000年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已指导毕业77位硕士研究生。我所获得的点滴成绩和人生进展对于一出道就站在大学讲台的老师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但41年来我从一个高考落榜者，从一个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的几次生命跨越，却付出了较之常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在我即将退休告别深情眷恋的讲台之际，回首41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一个渺小灵魂就因为没有放弃跳动，几十年间不断刷新自己原有的生命记录，竟然创造了初执教鞭时不敢妄想的生命奇迹！
（写于2020年7月8日高考结束日）
作者简介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原标题：走上大学讲台的高考落榜者
作者：何希凡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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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方志四川•励志故事】一个高考落榜者，是如何成为大学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