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的青春座右铭（励志人物故事青春励志人物故事之邓稼先）

东丽区四合庄小学爱国奋斗主题教育（一）

青春励志人物故事之邓稼先

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

1958年8月的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了时任我国核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钱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

这个大炮仗，指的是原子弹。而这个青年是邓稼先。

接受钱三强交与的任务后，邓稼先开始消失在亲戚朋友的视线里，长达28年，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忙什么。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他的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原来当年那个年轻人投身我国的核科学事业去啦。

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科院，为什么钱三强会选择年轻的邓稼先主持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恐怕还得从邓稼先小时候说起。

13岁时愤而当众撕碎侵略者的旗子

安徽省怀宁县白麟坂镇的铁砚山房是邓稼先出生的地方。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邓稼先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带着他来到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父亲身边。在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下，邓稼先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此外，他还对世界名著感兴趣，并且早早地接触了英文、数学等科目。可以说，邓稼先的童年生活，充满着书本香气。

中学时代的邓稼先越来越喜爱数学和物理，在崇德中学上学时得到了比他高两届的杨振宁的帮助，学习突飞猛进。就在这时，他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碎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占领北平的日军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

杨振宁是邓稼先的挚友，两人从小就情同手足，并且都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上图为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兄弟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合影。

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时年13岁的他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其实邓以蛰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是原来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南迁后合并的一所学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汇集了当时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例如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荪、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训、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过帮助的赵忠尧等等。这里的名师严教让好学的邓稼先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期更胜一筹，各个科目均成绩优异。

1946年的夏天，毕业后的邓稼先受聘担任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了六年的北平。这期间他一面当助教，一面积极准备留学美国的考试，并在1947年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8年秋天，邓稼先从上海启航，向大洋彼岸驶去。临行前，他的一位好友对他说“中国天快要亮了”，邓稼先听了笑了笑，说了这样一句话--“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让他在美国的学习变得轻松，邓稼先各门功课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这段时间，邓稼先集中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钻研他所喜爱的物理学。三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仅仅用了一年零十一个月便读满学分，并完成博士论文，顺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学位。

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国，实现了他离开中国时的诺言--“我学成，一定回来！”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收拾行李登船回国，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博士放弃了在美国可以有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邓稼先实现了他两年前离开中国时说的诺言--“我学成后一定回来！”

（邓稼先一家的合影）

接受任务后，邓稼先仿佛变了一个人，从不喜欢照相的他带着妻子、四岁的女儿、两岁的儿子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毫无疑问，这是他留给亲人的纪念。

罗布泊升起了一团蘑菇云

学成归国的邓稼先成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他扎实的学科基础、高水准的专业水平和科研能力、流利的英文和俄文让负责筹备组建核武器研究队伍的钱三强选中了他。

1958年8月后，我国自主设计开发核武器的工作正式启动，年仅34岁的邓稼先成了领头羊，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当时，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从零开始，这群年轻人面对的挑战可想而知。要知道，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仅诺贝尔奖得主就有14人。

当时前苏联支援我们的专家事实上实行技术封锁，邓稼先等人并没有获得多少帮助，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前苏联专家干脆全部撤走。

邓稼先等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力更生。他领衔的理论小组面前的问题很现实，首先要在迷宫中找到方向。很快，他将目光锁定在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方向确立了，邓稼先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组成三个组，分别攻关。邓稼先晚上备课，白天给年轻人补习专业知识，有时上完课，邓稼先站在黑板前竟睡着了。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每个人专长不同，性格迥异，相同的只有“争气”的劲儿和工作的热情，他们为讨论技术问题，经常通宵熬夜。就这样，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在两年中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朝着邓稼先确定的方向迈出了大步。不久，他们就走到了一个关键之处，要寻找制造原子弹的一个关键参数。当年前苏联专家曾给过一个参数，严谨的理论小组没有轻易使用这个数值，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的结果与苏联专家的爆炸参数相差一倍，计算用的纸装进麻袋，堆满了几个仓库。

1964年10月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中国核工业进入一个新阶段。

（图为原子弹爆炸后升起的蘑菇状烟云）

经过理论小组反复的计算核查，邓稼先意识到，苏联专家给出的参数只是他们的随口一说。为了演算这个数据，邓稼先带着研究员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邓稼先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终于，关键性的参数被确定，整个核武器研制的“龙头”昂起来了。数学家华罗庚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科学家们造精密，复杂的核武用的竟都是最原始的工具，炼制炸药时用的是铝锅，精确计算时用的是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这里有邓稼先和那一代科学家天才般的创造和他们义无反顾的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他们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炸响。这一天被历史铭记。但是，邓稼先等人前进的脚步没有就此打住，继续驻守在大漠深处，开始新的征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前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释放出生命的全部光辉

邓稼先曾说过：“在我们这里没有小问题，任何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小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酿成大祸。”

1979年某一天，在某试验基地，新型核弹实验开始--飞机携带核弹直飞爆心。时间分秒过去了，核弹却没有爆炸，很多人都惊住啦。在场的技术人员正想询问邓稼先时，却意外地发现“老邓”在往试验场跑去。

1974年，黄昆、邓稼先、黄宛、周光召、杨振宁（从左至右）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

在邓稼先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邓稼先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他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

作为物理学家，他不是不知道辐射核心区有多危险，但是为了弄清楚原因，为了人民的安全和国家的荣耀，他头也没回，现场没有人能拉住他。摔碎的弹片散落在荒垣上，当值的防化兵没有找到核心部件，他先找到了。在捧起碎弹体的那一刹那，生命的倒计时也启动了，他已经受过多次辐射伤害，但这一次是致命的。邓稼先被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显示白血球内染色体呈粉末状，尿液有极强的放射性。医院的医生不解地问，“这是吃了什么毒药了？毒性这么大，身体竟被破坏到这样？”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短暂的休息后又回到了戈壁滩。

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他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进了医院，再也没能走出来。他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可就是这样，在生命最后时光，占据邓稼先脑海全部的仍然是中国的核事业。他着重思考的是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但他已无法亲自实现了。邓稼先坐在能减缓压力的橡皮圈上写他一生的积攒，写他最后的思考。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走完了他62年的生命旅程。十年后同一个日子，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迎来这一天，我们要永远记住邓稼先。是他让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如一把利剑，啸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音！是他，把生命放在危险之间，把国家领向安全地带。

1986年6月，杨振宁（右）到医院看望病中的邓稼先，这也是这两位友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四合庄小学党支部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