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对莫高窟的评价是什么（季羡林的励志故事“敦煌学能有今天，多亏了他”|纪念季羡林诞辰110周年）
说起季羡林，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不陌生。
身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大师，身为中国东方学的开拓者。
季羡林享誉中外，与饶宗颐并称“北季南饶”。
并且桃李满天下，弟子当中甚至还包括了演员陈道明。
然而，很多人熟悉季羡林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他海量的杂文轶事。
节选自《季羡林日记》，季老着实真性情。
不过今天（8月6日），恰逢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
所以，我们不聊那些八卦故事，也不写什么励志鸡汤，一起来聊聊季羡林先生一辈子最为珍视的一段师生之情。
01“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海外”
在上世纪的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海外”。
一句话，囊括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状态：我们有一手的史料，有近在咫尺的文物，但薄弱的学术基础（特别是语言学基础），令我们的敦煌学研究举步维艰。
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影射了当时中国的羸弱。那个时候的内外交困，令人觉得我们除了悠久的历史，似乎一无所有。
在国际学术界，也是典型的“西风压过东风”。
话语权全掌握在外国人手里。
在那样的年月里，19岁的季羡林进入了清华求学。
说起那时的清华，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四大导师”。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
四位学术泰斗，撑起了撑起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赫赫威名。
然而，在季羡林进入清华的时候，王国维、梁启超两位先生都已仙去。
赵元任常常不在其位。
星光熠熠的国学研究院已停办。
四大导师里，只剩下陈寅恪独自支撑。
当时，他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还任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除了工作、课业压力之外，不明朗的时局，孱弱的政府，野心勃勃的日本，这些问题，时刻都萦绕在这位学人面前，令他疲累不堪。
但与陈寅恪不同，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时，正处于自己的青春年华。
当时，他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报考清华大学，是为了在日后能够争取到出国留学的机会。
到清华后，季羡林成了典型的活跃分子。
他酷爱运动，喜欢打手球和网球，而且都打得有模有样。
他酷爱交朋友，和吴组湘、林庚、李长之组成了著名的“清华四剑客”。
四个人老是聚在工字厅的后头大谈国事和文学，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好不自在。
他跟后来我们国家的著名外交官胡乔木先生，也是在这个阶段认识的。
据说当时，胡乔木先生常常到学生宿舍派发抗日单张，一来二去，就跟季羡林熟络上了。
有一天晚上，胡乔木坐在床头，劝季羡林参加革命，一连劝了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就如同一个千疮百孔的巨大雕塑，急需一场洗礼，急需振聋发聩的声音。
这是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追求自强的必经之途。
但是胡乔木劝说许久后，鉴于自身的性格，季羡林真诚地回复他：
“这种玩命的事儿，我干不了。”
遂作罢。
02季羡林：听他讲课，是种享受
当然，除了玩闹，在清华肯定是要学习的。
当时季羡林在清华，读的是西洋文学系。
但他经常到处蹭课，曾经因为蹭课，他还被冰心“赶”出了课堂。
当时，冰心一上课，发现教室里人挨着人，拥挤得不得了，马上就知道有诈。于是当堂宣布：“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
季羡林林们这些“野军”，只好灰溜溜地“逃跑”了。
当然，这种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时候，季羡林的蹭课计划，都是能够顺利实施的。
很多名师的课堂，都曾经留下过季羡林的身影。
他蹭得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的课。
当时陈寅恪先生讲的是“佛经文学翻译”。
他上课前，要求每个学生都买一本《六祖坛经》。
季羡林为了买到这本书，特地跑到一座大寺庙里去购置。
而陈寅恪上课的状态，直至多年之后，季羡林依旧是记忆犹新。
他上课时，总是拎着一个黄布书包，一踏上讲台，没有任何开场白，也不多说废话，而是拿起粉笔，开始在黑板上抄写史料。
一笔一划，很快就抄下了满满的一黑板。
然后开始授课时，他总会闭目凝神，引经据典，对所抄的资料进行分析和引用，最后再提出自己的见解。
渊博透彻，逻辑清晰，抽丝剥茧，鞭辟入里。
季羡林感慨
“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
这门课对后来的季羡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后来选择梵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跟此事不无关系。
后来，季羡林还跟几位同学一起到物理楼南去，参观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纪念碑上的文字，就是陈寅恪所写。
季羡林曾和几位同学一起朗诵：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读完后，季羡林和同学们觉得陈先生这碑文写得清新，一点不流俗，于是，大伙儿给这文体取了个名字，叫“同光体”。
陈寅恪的风采，自此完全印刻在了季羡林心中。
从清华毕业后，季羡林带着满脑子的但丁、歌德、莎士比亚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济南高中担任国文教员。
1935年9月，他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
两年后，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讲师。
而彼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京城，接管清华大学。
陈寅恪毅然离开北京，奔赴西南联大，自此开始了一段流离颠沛的人生历程。
03北大东语系的诞生
季羡林在德国一待就是10年。
这10年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中国战场满目疮痍。
日寇的刺刀和火炮，将华夏大地，打得伤痕累累。
上千万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殒命。
而在德国的季羡林，家人一度以为他已经死了。
在异国他乡，季羡林的精神无比苦闷，他表述：
“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
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而因缘巧合的是，他的老师瓦尔徳•施米特教授正是当年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
这缕东方学脉络的传承，似乎有迹可循。
1945年，日本人终于垮了，百年国运走到头，无条件投降。
也正是这一年，陈寅恪赴伦敦治疗眼疾。
他的右眼视网膜，在1937年的时候，就已出现脱落的情况。
后来为了逃出沦陷区，放弃了治疗。
8年颠沛后，右眼已全然失明。
知道恩师在伦敦，季羡林赶忙去书信一封，向陈寅恪汇报了这10年的所学。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到中年的陈寅恪在南迁途中两次丢书，那些标注满了心血的东方学书籍，大多已经丢失。
加上时局动荡，不得已，陈寅恪放弃了相关方向的研究。
而如今，一个后生来到了自己的面前，带着自己曾经心心念念的学问。
很快，陈寅恪就回信，表示他将马上把季羡林推荐给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刻收拾行囊，辗转瑞士、香港，抵达南京，终于在南京与陈寅恪会面。而当时的季羡林如果不回国，其实有机会到剑桥大学教书。
两人畅谈10年的颠沛变化，深感投机淋漓。
末了，临走前，陈寅恪还叮嘱季羡林，去见傅斯年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自己的德文论文。
1946年，季羡林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北大东语系，自此诞生。
当时，草创阶段的东语系学生廖廖，被戏称作“七八条枪”，甚至出现老师多过学生的情况。
从1946年到1949年，这三年是季羡林与陈寅恪往来频繁的三年。
而这三年，战火也不曾平息。
1949年1月15日，北京和平解放。
此时，陈寅恪南下岭南大学教书，从此在广州度过了人生中最后20年。
季羡林则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南海的信。
这封信，来自当年清华的至交——胡乔木。
这时胡乔木已经是毛主席的秘书。
信里，他不改当年的亲切，用故友重逢的口吻。
他告诉季羡林，现在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的人才，并寻求他的意见，准备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
季羡林看完信件后，激动不已，良久不能平复……
04东方学发芽，都是因为他
2001年5月17日，北京大学举行庆祝季羡林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会议。
现场宾朋满座，一百多位外交大使到场祝贺，他们都是北大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季羡林先生的“徒子徒孙”。
都为新中国的对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东方学已然在北大，在清华园、在全中国生根发芽。
季羡林、陈寅恪，以及之后的学人们功不可没。
同时，更想说，比起一流的学术，更宝贵的，是一流的情谊。
就如同晚年的季羡林在文章中所写的：
“如果没有他（陈寅恪）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在人生的下半场，季羡林与陈寅恪虽南北相隔，却没有断了联系。
1951年，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
在广州稍作停留，他立刻前往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先生，两人依旧情谊不改，相谈甚欢。
后来，在各大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在此起彼伏的高喊“打倒陈寅恪”的呼声中，季羡林始终没有附和。
故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陈先生于1969年去世，季羡林先生病逝在2009年。
两代学人的传承，换来了今天东方语言文学的繁荣与昌盛。
想想实在令人感慨。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绝不仅仅因为其学术成就，学界地位，很因为他们为人的气度，处事的风骨。
在季羡林先生110周末诞辰之际，唯愿这样的师生情谊，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依然能够存在、闪耀。
本文采编：谢必安；本文编辑：画堂秋；监制：袁复生。如需转载开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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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敦煌学能有今天，多亏了他”|纪念季羡林诞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