唾沫是什么?（莎士比亚的励志故事唾沫（九））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在每一篇来自豆瓣的文章下都会标上“感谢豆瓣xxx”，这里的“xxx”从来都不是手打而是粘贴的个人链接。除了表示我对作者的尊重与感激之外，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如果很喜欢某位作者的某篇文章，那么点进去他的个人链接，或许就能找到很多TA写的别的好文章，这个思路我当年没有用过，但是应该是可行的。
《浮生六记》书评：那手中的梧桐花何必放下
感谢豆瓣懒画眉
《秋灯琐忆》里的秋芙和沈三白的芸娘真不一样，尽管林语堂称她们为古中国最可爱的两个女子。芸娘很端庄，重礼仪，属于相敬如宾的那一种妻子，而秋芙却有一种倾斜的美，你看她的出场，“绾堕马髻，衣红绡之衣”，堕马髻就是一种偏垂在头发一侧的发髻，那薄红的单衫倾斜的发髻，怎么都觉得有种撩人的风情。
芸娘生得也有一番缠绵之态，但是沈复也很白描的写到她“两齿微露，似非佳相”，就是像兔子似的露着两颗大板牙，那的确是不太美呀。蒋坦偏爱虚写，从来没有直接描绘过秋芙的容貌，秋芙嫁来之前，他们曾有五次偶遇，但都只是惊鸿一瞥，写出来的句子是“戴貂茸，立蜜梅花下。俄闻银钩一声，无复鸿影。” 过门之后，“余为秋美制梅花画衣，香雪满身，望之如绿萼仙人，翩然尘世。每当春暮，翠袖凭栏，鬓边蝴蝶，犹栩栩然不知东风之既去也。” 那个立在蜜梅花树下的人儿，翠袖凭栏的人儿，怎么会不美呢？
秋芙的行为也真是如诗如画，天然有风致的。“秋芙以金盆捣戎葵叶汁，杂于云母之粉，用纸拖染，其色蔚绿，虽澄心之制，无以过之。曾为余录《西湖百咏》，惜为郭季虎携去。”这是在diy自制绿色的笺纸，真是细腻又香艳。“桃花为风雨所摧，零落池上，秋芙拾花瓣砌字，作《谒金门》词云：“春过半，花命也如春短。一夜落红吹渐漫，风狂春不管。”“春”字未成，而东风骤来，飘散满地，秋芙怅然。”用落花来砌字，比黛玉葬花，来得哀而不伤，春风乱拂，花瓣四散，想象一个单衫杏子红的美人站在其间，实在浪漫得要命，难怪把她的官人迷得七荤八素。“瞰食既饱，分饲池鱼。秋芙起拊栏楯，误堕翠簪，水花数圈，杳不能迹，惟簪上所插素馨，漂浮波上而已。”甚至连这样平常的句子，簪子掉到水里的场景，被他写得也那么的有风情，好像一幅簪花仕女图似的。
秋芙和芸娘一样有才，可以和丈夫谈诗唱和，这些红袖添香的佳话，也就差不多相似了。但她可贵在居然有孩子气。“秋芙好棋，而不甚精，每夕必强余手谈，或至达旦。……下数十子，棋局惭输，秋芙纵膝上猧儿搅乱棋势。余笑云：“子以玉奴自况欤？”秋芙嘿然。而银烛荧荧，已照见桃花上颊矣。”原来杨贵妃从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把小狗放在棋盘上把棋盘搞得大乱。看过《长生殿》之后才知道，杨贵妃实在可爱，把唐明皇当作了寻常的丈夫，像人世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妻子一样的争风吃醋，撒泼耍赖，一哭二闹三上吊，爱得真有烟火气。看来这个秋芙也并不是画上死板的佳人儿，她也有撒娇耍赖的时候，和芸娘比，她没那么正经，要小女人很多。
秋芙种的芭蕉，叶大成阴，秋来雨风滴沥，蒋坦在枕上听见那雨打芭蕉，心都碎了。一日，他在芭蕉叶上题诗， “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第二天，看见叶上秋芙已续书数行：“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你看，这为人妻的一点儿不怕丈夫埋怨，还敢说他无聊，在精神上，这个女人也绝不是附庸，有的时候，比她的相公还要略高一筹。
《秋灯琐忆》不像《浮生六记》直写丧妻之痛。蒋坦他实在是身在其中说不出，他在写这部笔记的时候还是没有走出来，所以看似不着一字，但句句都像浸在水里的海绵，湿嗒嗒泪盈盈，应了聂鲁达的那一句你从所有的事物中浮现，充满了我的灵魂。
很怕看到结尾，怕看到芸娘病逝那样的实写。但是真实的结尾，寥寥几句话，却比那一字一句白描死亡来得还要让人身心俱碎。蒋坦依然回避了秋芙的病逝，只写到她因为衣不解带的伺候夫君的病苦，拖垮了自己原本多病脆弱的身体。文末蒋坦只写到了他当时对老了之后生活的幻想，“数年而后，当与秋芙结庐华坞河渚间，夕梵晨钟，忏除慧业。”对于来世，他觉得应该是“花开之日，当并见弥陀，听无生之法。即或再堕人天，亦愿世世永为夫妇。”说到这生生世世为夫妇，最后一句他写道：“明日为如来潘涅槃日，当持此誓，证明佛前。”
持此誓，证佛前。还是看不透呀，仍然是篱落呼灯，世间小儿女的痴情一片。我因为同样的看不透，所以大喜大悲，看到这里，已经哭到不行。
秋芙曾说，“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之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是啊，就这样的睡过去了，病过去了，老去了，被痛苦吞食了，有多少欢喜美好可以据为己有呢？可也就是这些散落在黑暗漫长的路途上的星星点点的时光，美好的人和事，才让我们能够咬着牙忍受，生活那无法逃避无法改变的丰富、残忍或者平淡吧。
手中的梧桐花，何必放下，放下就寂灭了。我们爱这人世间的繁花似锦，也要有勇气承担这满眼的草木凋零。
《月亮与六便士》书评：另一个高度
感谢豆瓣drunkpiano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20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5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15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历史、道义与激情
——论《九三年》中诗式英雄的三重世界
文/顾一心
感谢豆瓣折馨子
引 言
“在小说领域里，取得最高地位的伟大小说家往往都不是属于雨果这一类型的。但雨果却靠他雄健无比的才力也达到了小说创作的顶峰，足以与世界上专攻小说创作、取得最高成就的最伟大小说家媲美。”
维克多•雨果无疑可被视为所有小说家中的特例。他毕生激情洋溢，野心勃勃，以不可思议的天才和气魄，探索着人类在宗教、社会与自然领域的道义准绳。写作于1874年的《九三年》是其长篇小说的压卷之作，在这部以法国大革命高潮——1793年为背景的史诗般的作品中，糅合着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和悲剧精神各种并存的激情，并通过作者极具张力的叙事释放出惊心动魄的魔力。
小说描绘了法国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之后的那段恐怖而壮丽的岁月。在这阵荡涤陈旧世界的狂风暴雨之中，人与过去时代之间的联系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所割裂，催生出各种道义的殊死搏斗，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无限沉思。在这部小说里，雨果以高度象征化的手法创造了三位诗式英雄——旧式贵族、保王势力的统帅朗德纳克侯爵；从教士化身为革命导师的西穆尔丹；以及从贵族后裔化身为革命军人，沉思于人类未来的青年郭文。
在这三个巨人般的身影上，私人感情被缩略，个人与时代之间的精神联系成为人格的主体，从而成为不同道义立场的传声筒。朗德纳克是封建君主时代的守护者，西穆尔丹是九三年恐怖革命的推行者，这两个冷酷无情的人象征着过去历史与革命时代的交战。而郭文虽然充当九三年革命的工具，在精神上却是一位属于未来的思想者。朗德纳克是叔祖父，西穆尔丹是导师，倘若说他与他的家族作战，那么他事实上也与他精神上的父亲作战。透过郭文的声音，雨果试图反思大革命的暴力，寻觅道义与历史之间独特的矛盾及张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法在小说史上固然存在着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它赋予《九三年》以一种特殊的浪漫禀赋，并令其成为小说世界中最具悲剧诱惑力的杰作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九三年》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最后余音”。
通过对小说中人物品质与行动的理解，则不难约略窥见隐匿在表层叙事之下的三重世界——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在决定人物行动及命运的同时，亦触发小说对主体自由的追问：即个人在道义抉择上究竟受制于历史还是顺从于激情的问题。本文将由人物设置的象征性出发，以“三个孩子”所触发的道义抉择为关键，理解人物自我毁弃的悲剧性，以求对历史、道义与激情三者的关系进行尽可能深入的解答。
一.力的交战——朗德纳克与郭文
在雨果的笔下，这两位完美的军人出自同一支世袭贵族，一方是白发苍苍的叔祖父，一方则是青年的共和国军人。在两人的象征性对立中，朗德纳克代表了黑铁般的封建秩序，郭文则代表着革命事业中的仁慈与光明的部分。
这是由新旧时代所铸造出的两尊截然不同的塑像。
出于刻意设计，侯爵与子爵有着亲密的血缘，并且是他童年时代的监护人。在这一意义上，两人关系的决裂象征了革命对于封建血统的冲击——陈旧的血缘联系被僭越，从而令现代与传统作战，黑发者与白发者为敌。小说的高潮部分，郭文率领革命军将朗德纳克围困于祖先的城堡，更是将这种对峙的象征含义深化，即革命意味着于人类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它将自我放置于祖辈、父辈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对立面，随后向着那扇黑铁所铸的城堡大门开火。
正如两人所奉行的原则——“绝不宽恕”，朗德纳克与郭文的对决始终冷峻、庄严而富于血气，这种战场上的军人禀赋，无疑可视为个人与历史之间独特关系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保卫国王与保卫共和国实际上是同一种事业，它们都受到激情的推动，也都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纳入一种历史的呼声与判决中去。换而言之，在郎德纳克与郭文的战争之中，人是抽象的历史本质所诱惑的对象，私人道义与历史的界限在指挥官的身份中变得模糊不清。他们的形象被精准地嵌刻在两具高贵的军人的塑像里，作为战士他们奋不顾身；作为统帅他们果敢无情；作为演讲者与鼓吹者他们才华杰出。但这些相同的军人禀赋，却在不同的历史呼声中彼此为敌，使个人成为历史无意识的工具。正是原本这种冷峻而简单化的对立状态，为小说在关键时刻的情节急转孕育了巨大张力。
二.青铜面具的两面——朗德纳克与西穆尔丹
假如说侯爵抚养了童年的郭文，那么西穆尔丹则扮演了郭文的精神之父，最终，与侯爵作战并最终将他逼入绝境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共和国军官。过去历史和当代历史相互争夺着未来，胜负的结果不言而喻。换而言之，西穆尔丹通过塑造未来世界的主人翁，获得了这场白发者之间的战争的胜利。
与郎德纳克与郭文的对比不同，在郎德纳克与西穆尔丹之间，并无军事统帅的血气之争，而是上演着两种大写的道义立场的交战。一方是对君主与等级制度的狂热信仰，对平民的冷酷无情；一方是对革命暴力合法性的许诺，和对普罗大众的清教徒式的悲悯。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性格中所藏的一组深刻的人格共性。
“侯爵和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个人。内战的青铜面具有两个侧面，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但两个同样可悲。”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十一章
他们朝向于不同的时代，但他们却是由同一种材质所铸造出的人。激情是道义与历史的中介，它诱使作为道义主体的个人与某种历史本质相结合，而在侯爵和教士的身上，这种结合达到了最致密的程度。假如说在郭文的身上，明显地存在于时代不相容的特质，那么，这两位白发者则更像是传统与革命这两种意志本身。
这是两位恐怖的白发者，他们仿佛生而站在私人情感的对立面上，纯粹为理念而存活；这又是两个在真理的信条上天真而不假思索的人，他们对于自我准则有着异乎寻常的践行勇气；他们善于布道，冷酷无情，在各自阵营中扮演着威严与裁判，在对方阵营中则扮演着毋庸置疑的魔鬼。他们绝不令亲情和友爱僭越于自身的原则，侯爵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则签署了死亡的判决书。唯一的区别在于：朗德纳克不爱任何人，仅仅忠实于他所服务的历史；而西穆尔丹在卫道的同时，又将心灵的热爱倾注在郭文的身上。因而，侯爵仅仅是将炮口对准了郭文；而教士在签署郭文的死亡判决的同时，却选择将自己的生命也一同结束。
三.真理的两极 ——西穆尔丹与郭文
在西穆尔丹与郭文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场真正的战争。西穆尔丹赞同革命的暴力手段，而郭文的悲悯却跨越阵营的界限，这出于他对于人类苦难更温柔的审视。他宽容战士、僧侣和老弱妇孺，反对革命之路上的重重血污；他的目光更加深远，直抵星空与未来。
“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可是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就好比是一颗心给劈成了两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实，郭文接受了西穆尔丹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郭文似乎得到了半颗白色的心，而西穆尔丹留下的那一半几乎可说是黑色的。”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雨果将两种不同道义立场的声音，分别注入了郭文与西穆尔丹的话语。两人的第一次长篇对话，出现在第二部《在巴黎》第二卷的第七章，这一章里，西穆尔丹开始惊诧于这位学生与他之间的道义鸿沟。在这些对白中，话语的节奏如同“利剑与斧头的对话”,更不断显现出郭文在个人道义上的独立。
“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和平与和谐的信条。为什么要给这些信条一个吓人的外表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争取各个民族形成世界性的共和国。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使他们感到害怕。……推翻王座并不是为了竖起断头台。杀死国王，让民族生存下去。打掉王冠，放过脑袋。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温和的思想并没有被严酷无情的人好好贯彻。我认为‘赦免’是人类语言中最美好的字眼。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之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
——第三部《在旺代》；第二卷；第七章
这段郭文的陈词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他看到了革命血腥对法兰西的危害，并试图建立一个以人道为准绳的更理想的共和国。这在雅各宾时代毫无疑问是一种危险的话语，因此，西穆尔丹忧虑地回答道：
“郭文，你对于我比儿子还要亲，你要小心！”
——也许是无法反驳的缘故，他退出了道义的对峙，而退回到他对郭文的爱中来。
但接着他又沉思着补充道：
“在现在这种时候，怜悯可能成为叛逆的一种形式。”
——这句话意味着他又回到道义的对峙之中。西穆尔丹永远无法超越于原则的界限。
革命的原则与私人情感上对郭文的慈爱，是翻涌在西穆尔丹内心中的两股巨浪。后者是一种危险而温柔的、具有皮格马利翁色彩的爱，是这颗铁铸的心灵中唯一“未被冥河浸湿的一角”。 因而，当他们各自的原则彼此仇视的时候，尤其是郭文因释放朗德纳克而被宣判死刑的时候，一种极为深刻的象征性含义便出现了——即道义本身出现了分裂：私人情感上的道义作为一种牺牲品被僭越了，取而代之的是断头台，一种从属于历史的、更具表面道德优势的的道义。
四.论“三个孩子”对新的道义抉择的触发
在这里，我们无法回避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物——被侯爵挟持为人质的三个孩子，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叙事的进程与结局。童年象征着一段抹去了人类历史的时间，它和城堡的炮火、时代的交锋之间永远显得格格不入。因而，唯有孩子才可能消解在英雄们身上汇集的所有历史迷雾。
尚未开始生活的孩子没有干过坏事，他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洁白无瑕，天上的众多天使存在于幼小的孩子身上。
——第三部《在旺代》；第六卷；第二章
从而，孩子扮演了一种崭新的、富于人性的道义抉择的触发者。《九三年》用最后三卷的篇幅，描绘了这一系列抉择的诱发、过程和结局。
第五卷：郎德纳克的溃败；图书馆的纵火；孩子的险境；四千名士兵的束手无策；郎德纳克调转回头救出孩子；接受逮捕。
第六卷：郭文与郎德纳克的狱中对话；沉思的郭文；释放郎德纳克。
第七卷：军事法庭；判处郭文死刑；西穆尔丹与郭文的狱中对话；郭文被送上断头台；西穆尔丹的自杀。
以郎德纳克、郭文与西穆尔丹的依次抉择为中心，道义产生了其自身的分裂。换而言之，在人物与历史本质紧密结合的空隙之处，出现了道义抉择的偶然性，服从于崇高历史的道义与私人领域的道义终于面临着分道扬镳。而激情作为一种触发抉择的动力，则显示出其偏向于后者的本质。
当侯爵逃离城堡，目睹被大火所围困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他身上被历史迷雾所蒙蔽的人性似乎得到了觉醒，于是他选择返回城堡救出孩子，自己则成为了郭文的阶下之囚。人们似乎有理由质疑这一举动的真实性，但是，出现在这位英雄内心的骤然急转却可能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亲眼目睹孩子在火光中的呼救所带来的情感冲击，极有可能使人物的行动立场产生剧烈的变化。在这一条件下，他暂时不再扮演其崇高的历史角色——法国封建势力在旺代的救世主，而是被一种迫在眉睫的、更需激情与勇气的场景所支配，从而作出摆脱于历史迷雾之外的道义抉择。
侯爵这一出乎人意料的举动，令郭文的内心激起了更为剧烈的波澜。在郭文内心声音的交战中，蓦然出现了革命的原则和人性的荣誉之间的矛盾。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必要按照共和国的法律处死敌军领袖；然而，一个英勇的拯救行为却横亘于他和真理之间，人性上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杀死一个因拯救孩子而落入他手中的俘虏，因为倘若如此，也就否定了侯爵拯救孩子的善行；否定了孩子的生命，也就否定了人类在未来建立善良法则的可能性，这足以令一切革命的正义性彻底坍塌。
郭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因为眼前的革命历史负载着巨大的荒谬，而他必须给未来留出广阔的星空。正如小说中所说——“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历史的迷雾在郭文眼中缓缓消散，于是，他选择释放侯爵，而把自己交给了军事法庭。在这一刻，历史本质的淡化乃至消失，宣告着人作为道义抉择的主体重新获得自由，西穆尔丹和郭文的共同阵线此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侯爵与郭文的道义抉择向西穆尔丹发出的微妙挑战。
至于西穆尔丹，也许是他们所有人中最可悲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尽管也存在理性与激情的矛盾，但他却最终成为唯一未能跨越理性的历史原则的人，因而在小说的结尾，他只能以举枪自杀来弥补判决郭文死刑的悲痛。在西穆尔丹的身上，人格被真正地两重化了，他的举动成为了大革命精神的反映，显示出残酷无情的面目，把最为可爱的人物送上了断头台；同样，在他的身上，历史的迷雾也在缓缓散开，那种在侯爵和郭文身上获得胜利的东西也获得了一种的胜利。然而，这又是一种无比凄凉的胜利，因为这个在流血中进步的时代迫使它以最高贵的人的死为代价。也许，惟有当我们顺着郭文的忧郁目光看向他所说的“未来”的时候，才能够确信这种胜利的价值。
五.论三位英雄自我毁弃的悲剧意义
米兰•昆德拉在其随笔《帷幕》( Le rideau )中，对《九三年》的三位诗式英雄评述道：
这是三个正直的人物，任何个人利益都无法使他们离开正确的路线，于是我自问：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力量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一丝怀疑，没有一丝犹豫，难道不就是因为愚蠢吗？一种自豪的、高贵的，像从大理石里雕刻出来的愚蠢？一种忠实地伴随着他们的愚蠢，正如从前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伴随他们的英雄们，直到死亡？
是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愚蠢丝毫也不降低一个悲剧人物的伟大性。它与“人性”不可分割，一直跟人在一起，到处在一起：不管是在卧室阴暗的光线中，还是在历史灯火通明的舞台上。
——《帷幕》；第六部分《撕裂的帷幕》；第五节
对于雨果这位激情型的作家，昆德拉素无太高的评价，但这段评论却蕴涵着某种独到的精确。他在小说的背后发掘了重大秘密，即在侯爵、教士和子爵三人之间存在着一组独特的共性——他们为道义而殉难的精神、对历史的责任与正义感的虔诚是同等的，他们纯粹得如同从史诗中走到当代里来的古代英雄。他们与历史本身含混、破碎的非诗性原貌并不相容，而是被置身于一个异常诗化的、英雄角力的场景之中。在强烈的悲剧精神的诱惑之下，无论是作者，还是如笔者般的读者，都难以避免地深深沉浸于这一诗式英雄的世界——力的抗争，坚定的信仰，毫无犹豫的牺牲，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价值的博弈。
三位人物作出最后抉择的共性，是他们都听任私人道义立场上的“善”超越于自身的历史本质。这些抉择都表现出对激情的顺从，以及一种自我毁弃的悲剧色彩。尽管在西穆尔丹那里，理性也曾战胜了激情（处死郭文），但最后的自杀却依旧宣告了其对自我毁弃的悲剧性的皈依。
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一词有其特殊的适用范围——它必然发自悲剧人物的主动抉择，体现为一种僭越性的行动。并且，主人公往往预知其行动所孕育的可悲后果，其行为的真正意义，是不惜以自我毁弃的代价彰显个体的尊严、道义或激情。最后，这一受难的行动又往往催生出某种具有魔力的福祉，而非一切价值和意义都消亡的虚空，正因于此，悲剧才具有引导精神上升的效力，富于教谕和净化的功能。《九三年》可以被看作一部充分彰显作者道义裁判的小说，这是因为，在三位诗式英雄的主动抉择与自我毁弃中，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人性深处的道义和激情的赞许。在侯爵的身上，发自天性的怜悯之心战胜了求生的本能与历史的责任；在郭文的身上，出于直觉的正义感战胜了作为军人的原则；在西穆尔丹的身上，历史的道义摧毁了他自身，他最终用自杀证明了他对郭文的热爱，从而完成了“西穆尔丹的悲剧”。
不难发觉，雨果赋予整个小说的结尾以一种肃穆而壮美的氛围。郭文被判处死刑之后，他静候着黎明的死亡，在监狱中与西穆尔丹作最后一次倾心长谈。这段对话之中，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甚至出现了微妙的逆转：这位即将死去的诗人与探险者，滔滔不绝地发出对革命与历史的深思，沉浸于对人类未来的美妙空想，他最终赢得了争论，赢得了一切——无论是炮火的战争还是道义的战争。这段动人的对话被特意安置在人物注定被处死之后，顿时催动了悲惨与喜悦之间的张力，产生了悲剧所独有的雄壮与欣快。而在小说最后的行刑一幕，作者将断头台设置在晨光微露的旷野，并以两个灵魂的飞升与混合来比拟郭文与西穆尔丹之死，则又似乎是一种对高贵灵魂富有激情的颂歌，以及对未来历史的无穷期许。
结 语
九三年是一个历史舞台。朗德纳克、西穆尔丹和郭文，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身戴各自的面具与战袍在舞台上交战。同时，这三位对立的诗式英雄，又处在某种相同的境遇之中，即被一七九三年的历史迷雾所包围。这一迷雾，如同人类历史上诸多激动人心的时代一样，令人物成为抽象的历史本质的工具，而在道义的抉择上渐失自我的主体性。
激情作为道义与历史的中介，一方面诱使个人与普遍的历史本质相结合，一方面又表现为道义抉择的自由性与偶然性。《九三年》拥有一种史诗般的雄壮与欣快的风格，它用急速的节奏将小说推向顶峰，以三个孩子为媒介，将三位诗式英雄推向其各自道义抉择的决定性时刻。最终，他们以严格意义上的悲剧形式自我毁弃，终于换取个人道义的彰显。
在《九三年》中，各种充满力量的行动都显得富于崇高的美感，在不同的政治立场面前，作者更像是一位中立者；真正占据整部小说价值中心的是人在道义抉择上的自由问题。在历史、道义与激情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上，雨果显然倾注了其深刻的思索。如我所见，天性、直觉和热爱，这些激情化的因素是道义抉择真正依赖的基础，它们促使人去把握历史之外的自由，尽管人在大部分情况下均受制于历史的机器。在此意义上，作为道义抉择主体的人既是非自由的也是自由的，而这，也就是维克多•雨果对三重世界的诗意裁判。
汪曾祺: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
铁凝
不忍敷衍土豆的作家
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人。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久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不久之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省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使我对沽源产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里,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
汪曾祺从未在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地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到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字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
我去沽源县是在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在这里肆虐,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挨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多有耐心和爱。
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诚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地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道:当老之将至,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
东张西望的可爱老头
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
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排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使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做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个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锅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孤独,从塞外凛冽的寒风中快乐地朝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是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这使我始终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今生今世的证据
（这好像是一篇出现在苏教版教材的课文，但它仍是一篇好文章）
刘亮程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一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 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那只鸟在叫。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还有，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就看见了以往。
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人民日报评论员随笔：当莎士比亚遇上汤显祖
走过文化自弃、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今天“并肩而立”地去纪念中外两位伟大的作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意识的“原力觉醒”
400年前，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分别离世。他们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同龄人，但又处于两个“平行空间”，山迢水遥，彼此不闻。
“交换名片”是在400年后。去年，中英两国决定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一场名为“跨越时空的对话——纪念文学巨匠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大型世界巡展正在举行。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刻，更是一场伟大的相遇。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莎翁的粉丝为《牡丹亭》的唱腔凝神驻足；在汤显祖的故乡临川，汤公的后人也一齐纪念莎翁；在布鲁塞尔，《牡丹亭》连续演出多场；在悉尼，主题研讨正热烈举行……当莎士比亚与“东方的莎士比亚”400年后携手，世界正凝神注视这场文化的盛会。
有人说，看过《仲夏夜之梦》和《牡丹亭》就不难发现，这是两部同样关于梦的剧，同样渗透着对“父母之命”的抗争。正因此，莎翁和汤公，两个活在“平行空间”中的作家，价值观和爱情观却出奇的吻合。而在中西文化比较中，这样的巧合并不鲜见。记起本科时，北大的许振洲教授在课堂上用《牡丹亭》解释政治学理论。《牡丹亭》中杜丽娘有云：“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他认为“天然”作“天性所使然”解，似正可注解西方自然权利论中的“天然”或“自然”。
历史草蛇灰线，文学家、艺术家将伏笔埋进书本和戏台，后人又让它们浮出水面、激烈碰撞。这样的碰撞不仅织密了本国人的认同，更勾连起不同民族的彼此观照。你看，普契尼改编的享誉世界的歌剧《图兰朵》，其主人公图兰朵的身份就是中国元朝公主，《茉莉花》的旋律，至今仍是最经典的“中国腔调”。而当张艺谋将《图兰朵》加上中国元素改编回来，在太庙和鸟巢响起的《图兰朵》，是一种真正消弭中国与世界理解隔阂的混响。
民族文化的涟漪荡漾出去，汇入世界的洋流，又极富生命力的回溯到原点。在兜转与切磋之间，不经意形成了凝聚文明共识的文化环形山，构成了人类文明“走不出的风景”。
时间倒退100年，那时的莎翁和汤公更“年轻”却同样伟大，但历史没有如此隆重去纪念两位作家的相逢，这里有乱世的悲哀，更有一种文化不自信的嗟叹。那时，新文化运动大幕刚启，那时，梁启超把“Shakespeare”译成今天通用的“莎士比亚”。当“气魄夺人”的莎翁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符号，当西风东渐引领了文化的欣欣向荣，很多人又不免陷入迷茫与自我否定：传统是什么？中国是什么？应该说，在当时的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坐标”是失语的，也是失落的，更是失重的。
走过文化自弃、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今天“并肩而立”地去纪念中外两位伟大的作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意识的“原力觉醒”。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每一次进校园，总会引起一股昆曲学习的热潮，当京剧程派传人张火丁开腔，台下总是不缺年轻的面孔。在纽约，张火丁总会恍惚：“美国的观众，让她觉得仿佛是在长安大戏院”。前不久，英国教育部宣布要在全国启动“卓越汉语教学”，学习汉语正成为英国的“发展战略”。“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当我们更自信地为中华文明登高而呼，世界会有回声。
“当莎士比亚遇上汤显祖”，一次通向历史的相遇，也成为一次面向未来的相聚。它让人忍不住构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何在未来更深度对话。大幕开启，呼之欲出的是更饱含文化自信的年轻一代，是一个更愿意在凝望历史中激荡未来的世界民族。
《动物凶猛》书评：论欲望的纯洁性
感谢豆瓣九只苍蝇撞墙
1。
《动物凶猛》在王朔的小说里有个特殊的位置。在这篇作品之前，他一直在一种类似于“青春期未完结综合症”的基调上写作。他所有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浮出海面》《空中小姐》《橡皮人》《一般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外表锒铛无谓内心温和柔情的倒爷混子，还是《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是一个俗人》里有一搭没一搭嘻皮笑脸没正形儿的职业侃爷，最终思维情感路线下都埋藏着着一股与成人的、理智的、事故的、严肃谈事儿的气氛格格不入的情绪化的、情感主义的、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趋向。我们甚至不能说那是“青春”的，因为这些人物并不算幼稚，很多事儿的复杂和矛盾程度都在他们的预料之内，他们只是沿着某种特定固执的情感线路一直走下去。沿用普通人的说法，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之为“孩子气”的。
在《动物凶猛》之后，不能武断地说王朔的写作生涯完结了——虽然他好像确实在1992年以后的某段时间内精神崩溃了，但起码他那动人的“孩子气”式文学特征落下了帷幕。再往后，他的心态逐渐下落为中年的、回望的、咀嚼的、甚至是绝望的残喘。《看上去很美》是这种心态的代表：它不再毫无顾忌地骄傲着理想主义，而是隐约让我们看到一个肚挺奶垂的大叔躲在“儿童”的面具下反刍着那和他其实已经毫无瓜葛的幼齿岁月。
这么看，《动物凶猛》在王朔的作品中有某种“终结者”的意思。可以猜测王朔终于意识到在“孩子气”下成年男人的心理纹路中，有些他一直不愿意正面面对的东西，在此时他走到写作生涯巅峰并开始回落的时候，已经无法回避。他必须写一下它。但王朔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直白的人，在他的头脑中潜藏着一股直觉性逆反于常规逻辑和表达方式的惯性思维。他要把这个东西像拆除炸弹一样从成年人世界中抓取连根拔出，不仅仅是发现那已经被埋设好的威力强大的炸药，而更是顺着控制引线摸到那个隐藏在某个角落里的爆炸的源头：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引爆装置，也可能就是一块被口香糖粘在墙上的二踢脚，但炸裂后却引起的是整个世界的毁灭。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成人的词典中查到并读出：它是“欲望”。但当它被孕育在一个少年的世界里，我们依然可以将其纳入“孩子气”的轨道。这是王朔的诡计。他要最后一次耗尽这个他赖以支撑并无限留恋的独一无二气质。也因此，我们其实是在一整片“纯洁”的光晕中，读到了被包裹在其中的“欲望”。
纯洁地欲望着，这是《动物凶猛》最核心的写作意图。
2。
我不太愿意聊那部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著名电影，因为它完全脱离了“纯洁欲望”的轨道，变成了彻头彻尾地对表面化事件的“自恋式手淫”。改编者有他自己创作的自由，但在我看来，他浪费了一个用摄影机探索这个欲望“纯洁性”的良机。在思维层次上，和《动物凶猛》不可同日而语。但显然是受到了原著的直觉性影响，电影做了唯一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挑选了宁静扮演“欲望”的象征。
《动物凶猛》与王朔前作一个本质的区别是女性角色个性的整体转换。小说里无论是米兰还是于北蓓都不再是那个“穿着海军军装明亮清澈地微笑着从绿皮火车跳到站台上”的月牙型少女。几乎和宁静的形象重合，《动物凶猛》潜藏的熊熊燃烧的欲望所针对的是一个黝黑丰满甚至有稍许的肥胖、挂着成熟女性的笑容、健康性感但却不自知的介乎于少女和少妇之间的形象。如果说对一个比十六七岁的男主人公岁数还小的姑娘心怀邪念多多少会让小说的整体氛围有些猥亵，但朝着一个介乎于玛丽莲·梦露和碧姬·芭铎之间的月牙型“肉弹”在内心深处狠狠地“意淫”则依然充满了“孩子气”。在描写欲望的同时，王朔依然想把这个欲望的本质定义为纯粹的甚至是理想主义卓尔不群的，要和时至今日那面对着电脑屏幕撸管而喷射出的欲望之火彻底区分开。
也因此，他非常聪明地在米兰出场之前，首先安排了另一个带着“狐狸”式微笑的“喇”于北蓓亮相。这个在男孩子堆儿里打滚的女混子，对着异性勾肩搭背动不动就亲上一口，也不在乎那些还稚嫩的手在她身上摸来索去。“我”做为一个雏儿似乎被她迷惑住了，萌动也好性欲也好，被勾起了幻想。但于北蓓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反面教材，因为此后米兰在“我”的反复猜想搜索追逐中终于亮相，给出的是一记醍醐灌顶的大耳贴子，她教育“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欲望”值得倾注的对象，它不是摸一两把女性肉体可以带来的消费式快感，而是那种让人可以产生持久的、渴望的、若即若离的、无法得到却难以释怀终生迷恋的一个近似于虚无的精神与肉体的混合体。相比起来，于北蓓则是庸俗浅白徒有喜剧色彩而丝毫勾不起任何精神层次欲望的反例式笑话，以至于年轻一点思想单纯一点的男孩子把她裤子脱了以后接下来都不知道应该干嘛……这堪称是王朔对于此种类型女性最恶毒的一次嘲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小说的开篇特别注明，此类女性是成年男性应该喜欢的类型——他没往深里说的是这是成年男性对着电脑打飞机的类型。
依靠着这样的对比，王朔在他的字典里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定义：纯洁的欲望和庸俗的欲望。纯洁的欲望只产生于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少年内心，而庸俗的欲望则像甩不掉粘手上的泡泡糖由少年时代可以一直带到一个人青年中年甚至伴随着他终老死去。纯洁瞬时而崇高，庸俗则持久而卑微。看到没，经过这么一处理，即便是在谈“欲望”，我们依然又回到了王老师最钟情喜爱无法放弃的那个永恒母题。
为了进一步在这篇终极之作里架高“纯洁性欲望”的价值，王朔甩出的杀手锏是避免让它实体化。或者说，在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身上百分之百被寄托砸实，只会让它随着人不可避免的缺陷暴露而黯淡下去。而只有让它处在“形而上”的位置上，才有可能永远闪耀终极之光。在这里王朔再次显示了他和其他中国作家不同的一面：他是一个内心温情怀着深沉善意的人，为了达到将“纯洁性欲望”从米兰身上剥离而升华的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后者一味抹黑，他思维中所持有的某种隐性的对人物的怜爱攥住了他写作的笔，将它指向了自己。
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这一切很可能源于一个误会、错觉、幻想，源于“我”的认知性错误。是不是由于“我”的幼稚才把一个本来普通的姑娘抬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感性高度上？是不是因为“我”追求米兰不成而恼羞成怒故意开始贬低她？抑或是她本身就是一个伪装的“荡妇”只不过“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扯掉她遮挡虚伪的面具？还是“我”本身就一厢情愿一直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幻想世界中而错把人造玻璃当成了钻石欣赏美化？都有可能但都无需答案，重要的是那“纯粹的欲望”不再寄寓于米兰的身上。或者说，当我失去了满足“欲望”的可能性以后，硬性将这二者切割剥离。当“我”最终冲到米兰的家里发泄完纯粹肉体的欲望之后，米兰降格成了于北蓓，由鲜花堕落为一滩狗屎。而那理想中的“纯洁欲望”在人生十五六岁这个时刻曾经离“我”如此接近以至于分分钟都唾手可得，但最终却从怀抱里悄然溜走，飘远，消失在视线之外，留下了一个只能沉溺在水池中挣扎的“我”，尽管还是少年但今生却再也毫无希望和那欲望的“纯洁性”有所接触。
这成就了王朔此前一系列作品的终极结尾，他的作品中所有对理想主义、爱情、纯洁的永恒期待，都在这场和“欲望”的失之交臂中悲剧性收场，此后的他将仅仅是一个满怀情感但失去理想而独具一隅的颓丧中年人而已。
3。
《动物凶猛》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和《玩的就是心跳》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小说里的绝大部分男性角色是重合的。这里的重合不仅仅是姓名，更是人物的性格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玩的就是心跳》所站的时间点，是《动物凶猛》差不多十五年以后。它借用了莫迪亚诺的名作《暗店街》的结构，让一个习惯性遗忘的人去一站站地重拾自己的过去。而《玩》中的男主人公方言从当下所返回的，恰恰就是他在《动物凶猛》中曾经为伍的那个男孩子群体。他一个个的找寻这些过去的朋友，表面上是要破解一桩没有头绪的杀人案，但实质上是要回到那个曾经深深参与其中的，故意遗忘但又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烙印的理想主义情绪。最终，他发现那些曾经所深信不疑确之凿凿的一切，从最开始就充满了冷血的诡诈欺骗和最肆意妄为的玩弄。他像一个被灿烂阳光闪瞎了眼的孩子，只留下了明媚耀眼的视网膜错觉，全然没察觉到光源背后一颗颗隔膜着的冷酷心灵。
《玩的就是心跳》写于《动物凶猛》之前，有意思的是方言在《玩》中最后揭开谜底的沉默醒悟，和少年的他在《动》之中幡然明了高晋与米兰之间暧昧关系的歇斯底里相映成趣。我们好像看到了同一个人，开始一直固执地紧紧把握着看待世界的唯一方式而对任何与之相左的证据皆视而不见，少年时候的他疯狂追逐“纯洁性欲望”而陷入彻骨失望，成年后的他仍在怀念那一丝丝理想主义情绪却最终为同伙的异变而目瞪口呆。北京文化赋予了王朔一个普通人异常难拿的低姿态高傲位置，让他在《玩》中采取了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冷漠地审视周围曾经构筑他理想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的倒塌，虽然在小说的结尾方言几乎已经消失不见，但我们依然能从他这些朋友的坠落结局中感受到观察者的无尽绝望。
显然《玩》的写作让王朔感到依然意犹未尽，他要返回到这些人物的过去，把那些造成垮塌的萌芽也暴露在自己和读者面前。在《玩》中灰飞烟灭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它的源头恰恰就是那少年蓬勃躁动中所迷恋的“纯洁性欲望”，它甚至都远远超脱了“性”的指向，而成为一种为环境所培养出的毫无具象方向却异常坚固和圣洁的精神抽象存在。为了追寻这个存在，我们调动自己的身体和情感，努力把它具象在一个个可能的躯壳中，它可以是革命、战争、绿军装、街头斗殴，也可以是对老炮的不分儿和对阶级差别纯粹性的炫耀，更可能是一个姑娘和她所代表的灿烂夺目的阳光。这些恰恰是《动物凶猛》所呈现给我们的元素。换句话说，在这篇小说里王朔所要描述的，是十五年后《玩的就是心跳》里那些人物分崩离析命运的源头，是他们的宿命如何无可避免地被决定。这个在《玩》里未能解开的神秘谜团，在《动》里给出了答案。
这可能是《动物凶猛》最深层的写作动机之一。
剩下的都是细节了。高晋，这个《玩》里最冷酷阴险心狠手辣的幕后人物在《动》里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团伙的领袖，他不动声色地操纵所有人并带走了米兰——“我”唯一的欲望“纯洁性”的象征，预示了在十五年后方言世界里整个理想主义大厦的崩溃。李江云，《玩》里时隐时现神秘莫测的女性，不断地提醒方言他所经历生活的荒诞玩笑性质，在《动》里化作了性感欲望的代表米兰，她诱惑着年幼的方言向对“纯洁性欲望”的追求迈出最后全部付出的一步，然后把他狠狠甩在游泳池里，而这个致命的无法纠正的沉迷于圣洁纯粹性的思维习惯最后化作了“理想主义”贯穿了方言十五年的生活最后在《玩》中被击得粉碎。
哪怕上述这一切都是少年和成年方言一厢情愿最固执的对世界的偏见和误解，它还是浪费了他最宝贵的青春时光，然后毁灭了他无法解脱的剩余生命。
4。
《动物凶猛》的价值在于它的追根朔源。
王朔的所有小说都具有一种与理想主义情结难以割舍的整体性，一股难以掩饰的因为纯洁性的衰落而无法挽回的透明失落感。这个世界从他的时代过渡到当下，在他看来是一个感性上永远无法理解的自残式跨越。曾经追求的和如今生活的，仿似冰火两重。这既不是很多普通人所总结的“欺骗”那么简单，又不能像另一些没心没肺厚脸皮的人一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扔在脑后。做为一个心结太重的人，他把它当作了脚镣拴在身体上一起前进，这个负重的吃力疼痛感曾经是他写作灵感爆发的源泉，而最终又把他绊倒在地而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动物凶猛》的成因，大概是他在意识到前行吃力之后的某个时刻，回过头去探究这个别扭的走路姿势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然后他看到了那个“纯洁性欲望”曾经对他的引诱。这以前在他的情感里可能只是个细节，但这一次却意识到了它对痛苦形成的最终决定性作用。但正像今年流行的一句话所描述的：“然而这并没有卵用”。他看清了，也于事无补，他还是退到自己的世界里不再前进了。
这是《动物凶猛》这篇小说的终极悲剧意义所在。
《生活与命运》书评：孤楼无人生还，究竟是谁的命运？
感谢豆瓣赫恩曼尼
世界的命运、历史的劫难、国家的愤怒、斗争的荣辱无法改变那些真正的人。无论等待他们的是劳动的荣光还是孤独、绝望和贫穷，是劳改营还是死刑，他们仍然像人一样生，像人一样去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也死得不失人格。他们悲惨的、永恒的、人性的胜利正在于此，他们以此战胜这世界上过去和将来的，已经来临和即将逝去的，宏伟而非人的一切。 ——瓦西里·格罗斯曼
（一）
1953年到1961年，俄国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用他生命里至关重要的八年，完成了一部七十余万字的作品——《生存与命运》。在这期间，除了倾尽的才华和留下的一沓文稿，他没有朋友。
完成文稿的第二天，他来到《旗》杂志编辑部，他的手稿被唯恐被它牵连的编辑们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接着，就是搜查、收缴和被禁。
作家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其中的一句是：“读者被剥夺了用世界上最严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灵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来评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过去和现在我都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庭。”
在焦急等待赫鲁晓夫的回信中，格罗斯曼1964年因癌症在莫斯科逝世。他至死没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书，也没等来赫鲁晓夫的信。
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告诉他：“别再想那部长篇小说，二百年后也许可能出版。”
然而，有人等不及二百年。1980年，在格罗斯曼逝世十六年之后，《生存与命运》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6年，美国出版了它的英文版。英文版译者罗伯特·钱德勒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日后，“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一赞誉，就伴随这本书各个版本的出版，风靡世界。
1988年，《生存与命运》在苏联《十月》杂志上连载。因为这本对苏联历史意义重大的书，《十月》每期印数三十万册，两天之内被抢光。
围绕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战，这本书着笔写一场九十天的保卫战和一百小时的大反攻。没有以往将士们振臂一呼、敌人闻风丧胆的“标准化”战争描写，也没有主旋律的弘扬，它写一座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孤楼。
在这座身处斯大林格勒战的孤楼里，住着一支杂牌军，上了年纪的工人民兵、突出重围的散兵、刚毕业的军校学生，还有领队的“楼长”。这里管理松懈，没有上下级的尊卑，不做战斗动员，不记战斗日志，也没有汇报和决斗。他们靠吃烂土豆，喝锅炉水勉强活命。
一天夜里，德军两个步兵师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在飞机坦克的猛轰之下，孤楼无人生还。而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来自各个民族的人们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和死亡，终于实现了“人人平等”。
在集中营的棚屋里，一场关于善与恶的争论、一场关于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争论，使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基对托尔斯泰主义者伊孔尼科夫厌恶不已。他认为善不在大自然中，不在传教士和先知们的布道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们的学说中，而在人性中，这是个别人对个别人的个人的良善，它是本能的、盲目的、不表示一定意义的。
“人的历史不是一场善极力战胜恶的大战。人的历史是一场强大的恶势力把人性的种子碾成齑粉的大战。但如果后来人性没有在人身上被扼杀，那么恶已经不能取胜。”
但令他困惑和痛苦的是，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善的宣扬者”伊孔尼科夫老头因为拒绝参加死亡营和毒气室的建筑工程被当众处死。而认为伊孔尼科大的死毫无价值的旅级政委奥西波夫却因为怀疑叶尔绍夫少校是地下抵抗组织的不可靠分子，借法西斯分子之手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二）
火车从东方运来了一车车的犹太人和战俘。他们在无法脱身的命运中，在历史厚重一笔的挥毫中，走向死亡，不声不响。生命若是自由，那么他们的死亡则是自由的消亡。
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的老厂长，将一批批工人疏散到后方，自己却日夜守卫着断壁残垣的厂房。他的城市在遭难，他的工厂掩埋了青年时代的记忆。留下的，就只有他自己，和那些记忆未散去的荣光。
战前与妻子离异的政委克雷莫夫，在斯大林格勒受重伤之后被捕。前妻得知他的消息之后不怕牵连，千里迢迢去监狱探望。和平时代里家长里短中磨灭的爱情，在战争年代却义不容辞，为对方赴汤蹈火。战争检验的，不是爱情，是人性。
人到中年仍单身的女军医，战中受伤被送往纳粹军营，一路上呵护素不相识的犹太男孩。毒气室里，男孩在她怀中死去。她在离开世界之前，终于体会到了一个她终生没有感觉的词——母亲。
（三）
在《生存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借一个又一个人性闪光、悲剧到撕裂人心又光明到崇高的故事，表达自己对极权、战争和人性的冷峻思索。他写敌对双方的战场，也写各自的后方，写集中营、毒气室，也写劳改营、监狱，写战火也写在战火余烬中捉摸不透的人格。
小说中的一位核物理学家斯特拉姆，在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问题、不顾各种条条框框大胆创新理论的时候，具有很强的独立的人格。当他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领导和同事或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他也曾为被捕、流放甚至处决等噩运的随时降临而惶惶然不可终日，但也并没有丧失他的人格。可是后来当斯大林给他打了个电话，使他从万难逃脱的困境中被解救出来。当荣誉、权利簇拥着他，特别是这些利益来自于最高领袖的垂青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得失，不愿失去已经获得的一切，在一份不公正地谴责犹太医生的决议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他明白，他的良心已经失落，他已经不是往日的他了。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与奴役、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便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
“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能产生幸福和自由。”
同样是对战争、人类暴行的反思，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最后的一部作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写道：“在大多数的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当他们感到自己重新变成人，也就是说，重新肩负生活的重任，人们便能感受到悲伤：失去亲人或家人离散的悲伤；身边人们广泛遭受痛苦的悲伤；他们自己耗尽了精力却无药可救的悲伤；在瓦砾堆中，往往是孑然一身，重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悲伤。并非‘快乐是痛苦之子’，而是‘痛苦是痛苦之子’。仅仅对于某些幸运儿，在某些特定的瞬间，或者非常单纯的灵魂，脱离痛苦才能带来快乐，否则总要伴随一段时间的深深的痛苦。”
莱维自杀了。莱维书中的那位和他一同经历奥斯维辛的哲学家自杀了。他们没有被集中营里的非人虐待杀死，而被另一种比教养更高层次的反思杀死，被隐匿于人心中黑暗的角落逼死，被从未经历过那段黑暗的后人的质问杀死。
格罗斯曼在等待中死去，他等待的，原本只是为自己耗尽心血的作品正名。他等待的，还有和他一样，观照人类的生存与命运的同行者。
我们谁也没活在那个时代，就算活在那个时代，也不如他的勇气和坚持。
而纪念一个人的意义，就是——在他发声的时候，不要背过身去。
（本文参考自《译者序：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严永兴。欲知详情，找书来看。抛砖引玉，不足为教。谢谢观赏。）
《生活与命运》书评：自由就是生命
感谢豆瓣白玉京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阅读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因由作者犹太人的身份，会自然而然想到二战犹太集中营，从而想当然以为这一部讲述犹太人苦难史的作品，阅读后，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非战时的现实社会，人们是如何或者是正在失去自由的。在前苏联，《生活与命运》书稿被查抄，连打字机的色带都被没收，宣传部领导直言此书两百年后才能出版。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是被低估的，在曾经有深厚苏联文学气氛，连主席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苏联文学名著的国家，这是一部从未被提起的作品，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界，前有《日瓦格医生》后有《古拉格群岛》，这部看似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所知。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是对苏联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群绘，通过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记录，和沙波什尼科娃一家的亲戚朋友的经历，作者写出了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共产国际僵化左倾路线的克雷莫夫，虚伪的国家官僚格特马诺夫，有良知的军队精英诺维科夫，善良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科学家索科洛夫，现实又犬儒的柳德米拉，对劳动人民抱有好感的老太太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一句话被投入劳改营的阿尔巴丘克，年轻的死在前线的托里亚。格罗斯曼讲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时，他还讲述了劳改营，大清洗，农庄集体化，事实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找到镜像。
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
然后他成为了记录者，他看到了《红星报》没有想让他看到的，书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士官：“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当然，还有盐。这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梦想，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喝啤酒，有啤酒。烤土豆！酸白菜！骨头汤！这些惊叹号的后面隐藏着人们最最美好的念想。
然后他成为了反思者：“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取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阿。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全书的总结和提问，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然后格罗斯曼回答了：“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要知道，此书完成于1960年的苏联。他写道：“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就凭书中的反思，《生活与命运》就比充满自怜的伤痕文学有价值一百倍，而现在，最好最可爱的回答现在依然响彻在另一片土地。
格罗斯曼不止步与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反抗者。在书稿被没收，在最绝望的时刻，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直至1964年去世，终其一生，格罗斯曼都没有看到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出版。
格罗斯曼写了善，写了恶。900页的书，几十个人物，其中几个段落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善良胆小的因为来乌克兰过暑假就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在拥挤的火车上一直小心保护着火柴盒里的蛹，时不时打开盒子给它透透气。在走向毒气室的路上，“也不知为什么，达维德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解放斯大林格勒后，俄罗斯民众，大部分是妇女，看着德军俘虏清理搬运尸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大妈冲着士兵中唯一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走去，却不知道怎么没有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给了他，大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直抱怨自己太傻。格罗斯曼写道：“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他写了高尚，平时不敢得罪军队官僚的诺维科夫为了手下军人的生命，顶住最高指示的压力，晚了八分钟发动进攻的命令。“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也写了卑劣，处事圆滑得体的官僚格特马诺夫前一刻亲吻诺维科夫的嘴唇激动地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密报诺维科夫违背军令。而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高尚者完败，卑劣者得势，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远比一个战役的得失和一个政治路线的成败更为接近一个时代的核心，在大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制度让人们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激发、顺应人们的善，那么它就不是完美的，甚至，它不是好的。维克托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
曾经有人说，只有苏联这个国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的确，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切。而记录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这样的年代生活着与生存着的人民，就是格罗斯曼们的责任，也由此才诞生了这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俄罗斯这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民族，7世纪时在一片混乱与落后中请来了维京人立国并建立了基辅罗斯，但是在国教上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也多少因此俄罗斯人心中一直有着弥赛亚情节。十三世纪蒙古攻入基辅罗斯，并统治了长达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隔绝了与欧洲的交流，错过了文艺复兴。之后从彼得大帝到普京，尽管一直在努力脱亚入欧，但俄罗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深厚的弥赛亚情节，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缺失种种原因导致了对强人政治的幻想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格罗斯曼用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来记录和反思，他诠释《布拉格精神》的的作者伊凡克里玛说过的话：“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文学的责任在于两个词，创造与良心。”
本书的译者力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文革后才有机会教书和翻译，《生活与命运》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力冈在当年10月写的译者序中写道：“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个人以为，时隔二十多年这依然是对本书的最好的注释，对译者致以敬意。在二战和战胜反法西斯70年后的今天，在和平年代GDP保7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奔小康的这里，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德米安》书评：每个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
（这本书我有一个学霸朋友非常喜欢，她认为解决了她的迷茫）
感谢豆瓣AOI
“鸟要挣脱出壳。蛋就是世界。人要诞于世上，就得摧毁这个世界。鸟飞向神。神的名字叫阿布拉克萨斯。”
阅读黑塞的作品，《德米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虽然我绕了个大圈，从《玻璃球游戏》到《荒原狼》，再到《悉达多》，然后才是《德米安》。不同时期的黑塞在我眼前展现出不同的面貌，很难说什么是开端，什么是终点，同样也很难用进化论的观点去归纳。于是留在我印象中的他，始终是个赤足的流浪者，从鲜花盛开的荒原走向人迹罕至的沙漠，走向自己的内心。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路道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然而，“我所渴求的，无非是将心中脱颖欲出的本性付诸生活，为什么竟如此艰难？” 黑塞所有作品追寻的，都是“自我”。有人说，自我就是地狱，是痛苦的深渊，人固执于我，才无法看到世界。宗教的方式，更是要放弃自我，达到与神、与道的统一，才会得到圆融的喜悦。又有人说，自我根本不存在，只是人欺骗自己的概念，当人看到终极的虚无，哪里还有什么自我？可黑塞却说，自我是人追求的终点。也许还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如果真正获得自我，与世界同在，他与神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黑塞是一个深受东方思想影响的作家，也许正因此，这位浪漫派最后的骑士才能离经背道走得那么远。西方一丝不苟的终极理想，与东方圆融的追求相结合，对于这个时代在东西方文化交融冲击洗礼之下的我们来说，似乎格外有共鸣。从本质而言，他所追寻的自我，不是基督教式的救赎，也不是东方宗教玄而又玄的悟道，而是更人本主义的东西，甚至不能用理想这个词代替。真正的自我比理想更强大，应是每个人用一生的宿命在追寻的东西。 “呼唤新的神灵是谬误，意图给予这个世界什么，更是完全的谬误！觉醒的人只有一项义务：找到自我，固守自我，沿着自己的路向前走，不管它通向哪里。” 始终自认是理想主义者的我，在这些话面前也隐隐动摇。也许我所追求的理想，不过是自己赋予自己的虚荣心满足的借口。我不愿，甚至也不曾真正问自己，人为什么而生存。这个问题对我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我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拥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理想，并且知道自己切实为之努力，这样的人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也许还是很可以满足和羡慕的了。 只是我想知道，这样的满足背后是否也是一种怯懦，一分虚伪？ 爱因斯坦说，追究生活目的是没有意义的事，一定要说，那只能说人是为了他人而活。稻盛和夫则说，人是为了成为一个比降临人世之初更好的人而活的。我敬仰那些拥有自己生存信条，并且能将其贯彻一生的人。但是他们找到的是他们的答案，而不是我的答案。对于个人而言，听智者再多的箴言也不及迈出探索的最粗浅一步。每一条通往自我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路，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人能替你找到。也许这是人生唯一有意义的征途。不管它通向哪里。 “我常常幻想未来的景象，梦想自己可能会成为的角色，或许是诗人、预言家、画家等等。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我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写诗，预言或作画，任何人生存的意义都不应当是这个。这些只是旁枝末节。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无论他的归宿是诗人还是疯子，是先知还是罪犯——这些其实与他无关，毫不重要。他的职责只是找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他人的命运——然后在心中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我曾经认为，一个人诞生在这个世上所履行的天职，是以上天赋予他的才华去做只有他能做到的事，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天赋的角色，将它付诸于职业、事业这些内容，挑战生命潜能的实现。我也向往着用那些终极共通的理想对这样的人生赋予意义，知识与文化的传承，对未来的希望，对进步的信仰，对人类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出一个充分实现自我的社会的理想……止步于此，已经可以构筑一个令人安心的理想主义的图景，甚至可以称为信仰。和所有的信仰一样，只要相信，放弃一己之念，将自我等同于群体，就可以解脱个体的苦恼。理想，也许是逃避孤独最冠冕堂皇的借口。只是这幅令人安心的图景中，总有那么一点不稳的地方，那就是你会发现，找不到自己了。 如果人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又如何？ “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我是自然的尝试，是自然向未知世界迈进的一次尝试，或许它会打开新境界，或许会一无所成。然而，让这一尝试从远古的深渊中诞生，让我的心感受到它的意志，并将它转换为我的意志，这就是我的天职。” 爱因斯坦不是为了相对论而诞生，他所诞生只为了他成为爱因斯坦。同样，创作者也不是为了他的任何一部作品诞生，他本身就是目的，所有的成就，也只不过是成就创作者这个存在的点缀，即使不遇于世，没有功成名就，也无损于他为人的价值。人独一无二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宝贵的东西。 写到这里，忍不住想笑，即使我们可以用逻辑推导到这个结论，感性上却远远无法达到同等认知度。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存在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价值，才能在同等程度上尊重别人。更多的人是既无法尊重自己，也无法尊重他人。无法爱自己，同样也无法爱别人。贫匮于自我的人，却越发要表现自我；缺少爱的人，却更加努力要表现出爱的行为。 我所意愿的只是真实的生活。这首先应该是凌驾于一切道德、价值观之上的信条。为此，应有神挡灭神，佛挡灭佛的决断。如果阻碍你的是整个世界，那么就要连世界一起破坏（笑）。也唯有如此，人才能真正地诞生。
这条路真的那么艰难吗？只是艰难吗？难道它不美好吗？你知道有什么更美好，更轻松的路吗？
《1984》书评：奴役即自由
感谢豆瓣autumnalike_
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本已经被研究得透烂的书，但不管政治学家将其剖析得如何不留余地，我依然想写写合上书那一刻自己心中难以言喻的复杂感受，自己的体会哪怕再重复毕竟也是自己经历过的。这是一种奇妙又难得的阅读体验，就像是被一股巨大又庞杂的情绪充斥，一时间想到书里那些新词，想到书中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联系，想到那些没有发生却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想到作者的一语成谶，想到自己的定位，想到微博时代的1984。它们真实的可怕。
这本书自出版至今被放在专家学者的显微镜下无数次的解剖放大，由其派生出的一系列新词和概念甚至被收录大英词典，但作为模板并不是它的全部意义。它是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小说，小说具有情节，情节中带有戏剧，戏剧引人遐想。另一方面，它更应该被脱离出“学术”的帽子，以一种纯体悟的方式被反省、被观照，或者说，这也是因为我的水平目前只能达到这样。 其实自从微博开始实行实名制起，我就知道这个世界再也不存在什么匿名，或者本来就不存在，只是我们懒于承认。你的所有言论都被曝光于监察者的监督下，不再存在网络隐私。常有新闻报道某某人因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而被拘留逮捕，这种消息常让我不安——个人的言论因造成扰乱治安而被捕是法制需要，那会不会有一天，仅仅因为言论的政治原因而被惩罚。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发生有人撞开了我家的门将在电脑前刷微博的我带走仅仅因为我曾发过的一条自己也记不得了的微薄，而其被指政治意向不正确？别说不可能，《1984》中的世界就是这么被操作的，而我们又都无法预见历史的走向是不是倒退。
书中所描绘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我宁愿被打死也不愿去生活的时代，可书中的那些人还是实实在在地在作者笔下活着。他们不会为现实痛苦么？他们不会怨念生在这个时代是怎样虚掷了唯一的一辈子么？他们不会渴望摆脱受制而获得自由么？他们不会为因为自己的一句梦话就被捕的现状担心么？而作者笔下的残酷就在于，他在抛给你这些问题后又简明扼要地回答了你，“不会”。
温水里的青蛙往往无意于自救，因为它们一点一点地习以为常。水深火热。1984年的英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却无自救之意，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水一直是那么深 火一直是那么热。“有人似乎隐隐记得，以前的食物比现在丰厚，上一次大洋国的敌人好像是东亚国````”但也仅仅是记得，真理部出色的工作成果绝对可以抹杀任何蛛丝马迹。世间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就是人不能相信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自由即奴役”，你渴望冠冕堂皇的自由么？那就请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吧。 但奥威尔要写的不是浪潮，而是浪潮裹挟中那个跃起的叛逆，那个希望的载体。但既然你决定要当主人公了，你就得承受异于旁人的艰辛。温斯特活得比所有人都痛苦，因为他独立的思考方式始终突兀地立在那里，不肯随波逐流，拒绝接受洗脑，不愿被奴役即不能在此世界自由的生活。 是，此处的自由就是放开手任由自己被外力推动控制的自由，就是不再执念而接受最终灌输的开放式自由，就是放纵自己盲目而麻木的跟着“上面”走的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活着，因为你脑袋里思考的，你可能在夜班梦话里无意识反映出的真实所想，都是顺从于操作规律的，真心的将虚伪当作了真实，而在你的逻辑体系中2+2=5是驳无可驳的真理，自然不必揣着秘密终日伪装着生活，大可随时随地说出自己真实感受。这是自由么。当然是自由——“奴役式”的自由。
都说《1984》一语成谶的预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信每一个国人阅读此书时都会感同身受般的共鸣。文革里人人都要背毛泽东语录，但那个时代活得最自由的就是真正将其视为圭玺的人。知识分子或收敛锋芒苟且于世，或不堪折辱悬梁自尽。他们格格不入于世的思想体系如针毡，他们独具的风骨于那个时代脱了节。而文革十年中最自由的群体则非红卫兵莫属。他们将领袖希望民众根植的思想体系变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闯到别人家里抄家放火，可以轻易把看不顺眼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置于公众视野下游街批斗。当时代在逆流的时候，你是选择继续顺流还是顺着时代一起逆流？无疑后者才能得到自由。倒行逆施的自由，为虎作伥的自由，放弃良知的自由，文革式的自由，老大哥口中的自由，看似自由的自由。 自由即奴役。奴役即自由。老大哥完成了他的自圆其说。
这种奴役式的自由探讨比比皆是。2008年由丹尼斯•甘塞尔执导的德国电影《浪潮》所述的也是这种模式。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1967年，美国加州一所高中的历史教师Ron Jones为了让学生们明白什么叫法西斯主义，搞了一场教学实验。他提出铿锵有力的口号，“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用严苛的规条束缚学生，向他们灌输集体主义，要求他们绝对服从，遵守纪律。令人惊讶的是，学生们非常顺从，步调一致地投入其中。他们精神抖擞，穿上制服，做课间操，互相监督，很快凝聚成一个新的团体。他们给这个团体命名为“浪潮”，还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动作：手臂从右往左，划出一个波浪状的曲线。学生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越来越像纳粹分子，他们发传单，印贴纸，拉拢新的成员。只用五天时间，这个班就由20人变成了200人。这群学生，这群不相信法西斯会在今日卷土重来是因为它没有群众基础的学生，用自己的行动狠狠扇了自己的耳光。 短短的5天内，是什么将民主制度下成长的学生变成法西斯式的极权拥护者。为什么被民主了那么多年的学生会一夜之间心甘情愿的被奴役。究其所以，恐怕是因为他们在“浪潮”中能得到自由——即前文提到的“奴役式自由”。因为你加入了这个组织，你就可以在这组织中得到认可，就可以打着组织的名号仗着人多力量大对组织外的人为所欲为，就可以享受组织对成员的优待。就可以感受到被需要，感受到自身处于洪流中的力量。一旦得到这些，就不再有人愿意花些时间究其表里，就不会再有意识以局外人的身份看看这场闹剧。反之，不加入组织即意味被排挤，被捉弄，人们感受到了由此带来的不自由，便只能投入另一种“伪自由”。
伪自由的之外必定存在真自由。即便后者来之不易甚至饱含艰涩，也有人愿意放弃蒙蔽的愉悦而换取真实的痛苦。温斯特被自己对现世的质疑折磨得日益消瘦，甚至在电刑架上死去活来，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质疑。“谁掌控过去，谁就掌控未来。”他做着掌控过去的工作，却看不到未来。一旦放弃己见投身浪潮便意味着自我放逐，於是只能偷着写日记，偷着收藏无伤大雅却被核心党禁止的东西，偷着和裘丽娅在却其顿小屋中拥抱做爱等待天暗天明，偷着思考，偷着绝望，一日日等着终结时刻的到来，在诚惶诚恐中体会生命的真实与纠结的痛苦。可惜的是，他拒绝被自由的奴役，也没能换来最后的觉醒。
这才发现，有时候“自由”二字远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温情。换而言之，“自由”被粉饰成很多种，关键看你愿意花多大的力气去追寻哪一种。微博时代，人人忙着给自己贴标签。“公知”“五毛”不可开交，而有趣的是，一开始倾向模糊的人，一旦走向某个立场，就会不断强化这个立场，越走越远。其实道理很简单，游移在边缘地带的人总是痛苦的，他对多种思想都持有不同程度的认可，他不愿轻易走上其中任何一条道路。而结果是，这样的人往往最易遭到攻击。持相同立场的每一个人彼此抱团，自我保护，并攻击其他立场团体的人。而只有当你选择了其中的一种，你才可以在此之中畅所欲言，固执己见，并最终自圆其说。你终于做出了选择，你不再纠结，你由此自由。
回到文首提出的担忧，其实已经不需要担心发个微博因为政治言论不当而被惩，今时今日，只要你的言论略有欠缺，各位博友的骂词就能把你家电脑刷到死机。
我们每个人都不愿被思想奴役，我们每个人都在思想奴役他人。 我们都在充当思想极权的支撑者。
这个时代的自由已经变了味，人人都在高歌要求自由，却没人能真正为其下个定义。自由不是随性，当过去可以被肆意篡改，当历史被板上钉钉地刻在时间轴里却被硬生生拆下重写，在刻骨的无奈与悲哀里，我们真的还想要这份自由么； 当我们人人像一颗颗粒子般整齐划一的在粒子流中游荡反转时，我们真的还要这份自由么； 当新闻不再可信，当自由得乱了套毫无章法，我们真的还要这份自由么； 当我们在电幕下被监视，在“仇恨三分钟”里被改造得真的能获取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真的还要这颗心，真的还要这份自由么。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阅读时我一直在想，第二句话为什么不是“奴役即自由”，这样编排岂非前后逻辑更合理。后来终于明白，在那个时代，廉价的自由已然泛滥，奴役才是被摆上台面的民众所需，也是最终目的。
这样一想，因为什么原因“被消失”变得不再可怕，至少我还自由的保留了被捕被审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来源于思想的不屈服不盲从，这让我异于旁人，让我比他们自由。
这是庶民的胜利。
（《1984》这本书太有名太现象级，如这篇文章开头所说它已经被研究烂了，但是不代表它会是一个烂大街的素材，由于其深刻，它在每个极权统治没有结束的时代都历久弥新）
OK，又一口气贴了很多。
但是按照我先前的思路，看这些文章是为了提升思想，这不是朝夕之功，虽然这些文章中确实有很棒的字句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我的工作量总是有限的，我的库存也会有告罄的时候，我希望的是授人以渔而不仅仅是授人以鱼，即使看到我这些话的是已经高三的学生，找这些文章真的来得及，虽然不太可能像我当初每天中午偷摸着用学校的电脑，但只要想找方法就一定会有，如果爸爸妈妈文化水平不错的话可以让他们帮你找，如果水平稍微次一点可以给他们一些低等一些的任务，比如让他们去找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授奖词与获奖感言。这些具有时代前瞻性的作家的获奖感言一定有其深刻性，我当初想要这么干，奈何父母没能帮我实现这个设想。
看书评看影评，一方面是为了最快程度上汲取其中的思想，另一方面，有些评论中会在文章中提到书和电影中的经典片段，如果将它记住，就可以在作文中伪装成自己看过。
至于这些东西没时间看？话自然不能这么说，不过是优先级先后的问题，想看就一定会有时间，毕竟那是你的高考，以我的拙见，我觉得现在才是提高思想的最后的机会，刷题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思想的消退比刷题得到的熟练度的消退慢得多。
说到底高考作文不过800字，写得再多也多不到哪去。不知别的地方是怎样，反正我所在的学校，大家还是会很拼命去准备，这自然是受了某种焦虑的驱使，但是准备越充足，在高考考场那样的紧张环境下你就越不会慌，即使最后你准备了三年的素材可能基本没用上，但思想的厚重可以帮你渡过难关，至少我是如此。
祝大家复习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