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月，李大钊同志怀着“去国徒深屈子恨”的心情，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

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李大钊同志的心潮也像大海一样起伏难平……

就在他留学前夕回乡探亲之际，在碣石山旁的昌黎火车站碰上了日军无端残杀五名中国路警的血腥事件：

一天晚上，在站前的夜市上，一个日本兵从一小贩的果筐里拿水果，连吃带摔，见到一篮葡萄又大又好，提起来就走。小贩去夺，被日本兵推倒在地。

图│影视剧照

这时，中国铁路警察杨桐秋赶到，劝小贩赶紧躲开。

跟来的另一个日本兵却以为杨胆敢护着小贩，便一枪托将杨砸倒在地。杨吹响了警哨，两个日本兵慌忙逃回兵营……不一会儿，日军驻京奉铁路昌黎站的官佐野哲太郎，率全队日兵把中国铁路警察所包围。

巡长刘长忠走出门去，刚要说明情况，凶狠的野哲太郎二话没说，抽出战刀就朝刘的胸口捅去。紧接着，他命令日兵向警察所开枪。几阵排枪响过，警察所一片沉寂，五名中国路警惨遭杀害。而软弱的卖国政府，居然向日方赔礼道歉。

李大钊同志对此怒不可遏，他在文中愤怒地写道：“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含愤东渡日本求学

到日本东京后不久，李大钊同志曾去九段公园附近的“游就馆”(属军事陈列馆性质)参观。馆里陈列的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略战争时从我国掳去的所谓“战利品”。

看着看着，李大钊同志的双眼渐渐模糊起来，终于忍不住背过脸去，面对着墙壁抽泣。

“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这一连串的事件，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心，使他深深感到中国人民要“痛自振励”，去争取民族的解放。

图│李大钊与同事们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同志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本科学习。

拯救祖国的责任感驱使他抓紧分分秒秒刻苦攻读。

在一年半的学习期间里，他不仅学习了近二十门课程，而且还阅读了大量报刊、杂志、书籍。

至今，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李大钊同志捐赠的当时他购买的三十二种、近三百册的日文杂志。

当时，由于日本掀起了大正民主运动，在早稻田大学一些教师的讲义里，也渗透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如给李大钊同志上过课的美浓部达吉、大山郁夫、天野为之等。

尤其是担任李大钊同志这一年级选修科目“都市问题”和特别讲义“社会政策”的教师安部矶雄，是日本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等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

从1899年起，他就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

因此，在《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

李大钊同志回国后，也曾对日本友人说，在早稻田大学，给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安部矶雄。

李大钊同志入学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欧战，暂时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它加紧侵略中国的绝好机会，他们狂呼这是“大正时代的天佑”，是“日本国家命运的天赐福音”。

1915年1月18日，日本就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怒了中国人民，更激怒了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李大钊同志立即挺身而出，奔走呼号，联合中国留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他们开大会，散传单，发通电，要求举国一致抵抗日本的野蛮侵略。

图│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受留日学生总会之托，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向国内寄发。但是，这次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袁世凯政府的摧残，留日学生总会被迫解散。

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之内承认“二十一条”。袁世凯为换取日本支持他复辟当皇帝，竟于5月9日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

6月间，李大钊同志又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李大钊同志在这些慷慨悲壮的文章里，历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号召中国人民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志气“奋起自救”，誓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鼓励人民在斗争中“勿灰心，勿泄气”，坚持到最后胜利。

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加速复辟称帝的活动。

8月，“筹安会”的成立，表明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日趋公开化。这时，李大钊同志从几个月前对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的批判，迅速转为反袁、讨袁的斗争。

不久，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组织了“中华学会”，与林伯渠等组织的“乙卯学会”互相配合，展开斗争。

林伯渠回忆说：“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后来，这两个学会合并成“神州学会”，成为留日学生中反袁斗争的中坚力量。

1915年底，云南蔡锷护国军起义。为了反袁，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1月回国到上海，与各方进行联络，2月又返回日本。在这期间，中国留日学生再度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并选举李大钊同志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

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著名的《民彝与政治》一文。

图│资料图

2月2日，李大钊同志因从事反袁救国活动，“长期欠席”，被学校除名。从此他离开早稻田大学，全力进行留日学生总会的各项工作。

1916年春，讨袁护国战争节节胜利，李大钊同志异常兴奋，对反袁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在他送一位友人回国的时候，曾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为推动火热的反袁斗争，促使窃国大盗袁世凯早日灭亡，李大钊同志毅然辍学回国，于5月中旬到达上海，结束了近三年的留学生活。

留学三年，使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也为他其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同志说：“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创办《晨钟》与《青春》

1916年6月6日，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一片喊打和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包括李大钊同志、陈独秀等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一度困惑、苦闷后看出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是“冒牌共和”、“假共和”。真正的民主共和并没有实现，真共和一定是好的。这在当时是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见解，它鼓舞人们继续奋斗。

鉴于真正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是由于多数国民没有自觉，还深受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为此，以陈独秀1915年9月创办的《新青年》为标志，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同志积极投入了这一场斗争，猛烈抨击封建复古思想。

图│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文章

1916年夏，李大钊同志被聘去北京主编出版一种报纸，他决定先从上海乘船去天津。在开船前的傍晚，他和一个朋友到黄浦滩去散步。

当时的黄浦滩上，立有一个屠杀过中国人民的英国侵略军军官——戈登的铜像。当他们走到铜像前，刚刚坐在一张长椅上休息，突然，从背后传来野蛮的喝斥声：“不许你们在这里，快点滚开!”李大钊同志一声，是个英国雇佣警察，就严厉地质问他：“这是哪一国的领土?”那警察竟像野兽似地吼叫起来：“你们不服从，就带到巡捕房去!”

由于船就要开了，没有时间应付这警察的纠缠。当时，李大钊同志愤怒地指着戈登铜像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把这东西拆掉!”

船在碧波无垠的大海上行驶着，李大钊同志凭着船栏杆，眺望着大海，想起这次到北京办报的事，心情格外激动；一定要办好这份报纸，要让它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给这个报纸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此时，他望着微微泛红的东方，一轮朝阳就要跳出海面。对!就给报纸起名叫“晨钟”。他期望着在黑夜已经过去，黎明即将到来之际，敲起晨钟，唤起中华民族为建立青春之中华而奋斗。

李大钊同志到了北京，提任了《晨钟报》的总编辑。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筹备，《晨钟报》于8月15日创刊了。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副标题是“青春中华之创造”。

李大钊同志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晨钟报》第六号上的警语。

在《晨钟报》上，李大钊同志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他在文中说，有些外国人动不动就诋毁我们：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将要灭亡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衰老的没有希望的民族。听到这些，有血气、有魂魄的中国人难道不“勃然变色”吗?

因此，李大钊同志希望亿万同胞要发愤为雄，以雪耻辱；他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要不怕困难，克服障碍，在创建“青春中华”的道路上，“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图│晨钟报

但是，由于研究系政客插入报纸，李大钊同志宁肯失业，也绝不向旧势力妥协、低头，仅在报社编辑二十多天后便愤然辞职，离开了他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晨钟报》。

离开《晨钟报》后，他依然为创造青春的中华而大声呼唤。

9月，李大钊同志所著的《青春》一文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这篇大气磅礴的文章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

他在文章中热情歌颂新生事物，宣传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坚信中华民族一定会得到“回春再造”，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他尤其寄希望于青年，激励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怀抱“乘风破浪”之气魄，打掉民族自卑感，“前进而勿后顾，背黑暗而向光明”，“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真是“‘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李大钊同志从少年时代起，就在茫茫的黑暗中，艰苦卓绝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为建设青春的中华，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从而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图│1920年3月14日胡适（右二）与李大钊（右一），蔡元培（右三）等人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但，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俄国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同志等一群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找到。他们怀着美好的理想，凭着一腔热血，左突右冲。时而他们欢欣，以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其实，他们用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甚至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时而苦闷，因为国家的颓势日甚一日，江河日下。

袁世凯死了，段祺瑞上台，不过虎去狼来，狼去虎来，甚至还演出了一幕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的丑剧。当时他们并不明白：七、八十年的历史已经说明，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总的说来，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他们仍处在一种苦闷仿徨之中。

然而，可贵的是，尽管路漫漫，夜漫漫，他们矢志于最初的救国救民的理想，继续思索着、探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