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的故事话题作文（雨果励志故事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
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所著《巴黎圣母院》中有句话十分精辟：“一个杀死另一个”，法语为“Ceci tuera cela”。它是什么意思呢？雨果认为，书籍可能杀死建筑，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哥特式建筑，可能会被后世出现的书本杀死。因为，书的诞生，古登堡的印刷术的发明，文艺的复兴，造就社会。而社会的代表性文化载体——书籍会彻底代替石头建筑的教堂。
雨果提出的问题，放在今天我们有必要把它再提一提：书本摧毁建筑，那么，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会不会杀死书籍呢？从某种意义上，它们已大大削弱了书籍，杀伤了阅读。那么，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
世人都知道，先有塞纳-马恩省河畔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后有雨果笔下的《巴黎圣母院》。而于我，却是先读的雨果著名小说《巴黎圣母院》，后在巴黎的塞纳-马恩省河畔看到了巍峨壮丽的圣母院。
第一次去看巴黎圣母院是1992年，还没亲眼看到巴黎圣母院时，是雨果的小说让我对这座大教堂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象，脑海中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挥之不去：“建筑艺术的奇观” “巨大的石头的交响乐” “用千万种形式表达出来的劳动者的幻想”。到了实地一看，那巴黎圣母院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更美丽、更气派、更雄伟、更壮观，实在令我惊愕万分。
从四面看去，它令我有各各不同的感觉，正面看威严如金刚，后面看神奇如天使，从两侧来看，则是无比细巧，无比繁杂，说是巧夺天工也毫不为过……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好在现今照片、明信片、电视片、互联网不乏它那切实的身影，可免我在此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巴黎圣母院是所谓“野蛮”的哥特式建筑，建于中世纪，其风格已从早先的罗马式圆形教堂变成向高处发展，正面进去一般有三道门，中间那道直接进入大殿，是做弥撒的地方，有回廊、中殿、小教堂、耳堂……里头有很多艺术作品，如玫瑰花窗、圣徒雕像、圣经故事绘画……后来几次参观，看得比较细，还专门付费参观上层的游廊和钟楼，以及地下的珍品陈列馆。
我当时因公务短期居住法国巴黎，闲暇时间以法国诗人克洛岱尔(1868~1955 Claudel Paul）为研究对象。克洛岱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诗人，曾在中国当过十几年外交官。1886年圣诞之夜，这位年轻的诗人进入巴黎圣母院望大弥撒，就站在大厅右侧第二根十字柱旁，激动万分地聆听庞大的管风琴奏响的雄浑悲壮的圣歌，顿感一种灵魂的升华……
还是回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上来。雨果29岁那年写成的《巴黎圣母院》当然是一部名著，仅四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就能让它名垂千古：青春美丽、活泼热情、天真率直的吉普赛少女爱丝美拉达，丑陋凶狠、善良孤僻的敲钟人卡西莫多，虚伪狡猾、道貌岸然、聪明博学、心灵扭曲的副主教克洛德，还有英俊潇洒、风流成性、轻薄卑鄙的卫队长弗比斯……故事中体现出雨果独创的“对照美学”原则，足以使其成为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之作。
我学生时期读书只求快，恨不得三四天把厚厚的一部书读完，听人说《巴黎圣母院》的第三、第五卷可不读，因为跟情节没什么关系。我也就这样做了。后来，等多年后再来读《巴黎圣母院》时，才发现当初的我错过了书中一个重要部分。那几章确实是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但作者在其中谈到了他对法国文化、对巴黎圣母院、对建筑艺术、对巴黎社会、对整个巴黎城的看法。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小说家写作时会把故事情节、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和英雄业绩写得惊心动魄，然后突然会笔锋一转，整整一大章跳出情节之外去发表议论，雨果就是这样的典型，我们读《悲惨世界》时会发现，他在故事之外谈到了拿破仑、古希腊社会，可能是离题八万里。但，这些章节如果跳过的话，对我们理解作品是会有损害的，也就是说，我们或将不能完全理解或读明白雨果的思想。
大概也正因如此，雨果把小说命名为《巴黎圣母院》，而不是别的，例如“钟楼怪人”或别的什么。在笔者看来，小说主人公的命运，或推而广之，那个时代中人的命运，是与巴黎以及圣母院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大教堂其实也是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呢。卡西莫多把吉普赛少女救起，隐藏在圣母院中，凭借着“圣地”的严格规约，不让人把她抢走；在圣母院遭遇围困时，卡西莫多让熔化了的铅液从圣母院顶楼上倾泻而下，阻止了民众的攻打；最终，卡西莫多识破了副主教伪善的面目，把他高高举起，从圣母院的高处狠狠摔下……雨果曾说巴黎圣母院是“一部宏伟的石头交响乐，是人类和一个民族的辉煌杰作”“每一块石头都充分展现了工匠的奇想同艺术家的天才的完美结合”“这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像神的创造那样威力无穷，丰富多彩，仿佛是从神的创造中窃取了多变与神圣这两重特征”。
除在作品中细细描写了圣母院的建筑本身，雨果还对圣母院建筑的某些装饰风格提出了批评，并且指出圣母院遭受种种破坏有几个因素。他是在“七月革命”之后的1831年完成《巴黎圣母院》的。次年，他就写了篇题为《向破坏古迹的人宣战》的文章。谁是破坏古迹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彼时的巴黎当局。彼时的巴黎当局要谋划城市的发展，嫌弃原来老旧的巴黎不好看，要建设一个新巴黎。为实现这个目的，当时巴黎的行政长官奥斯曼提出了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整体规划：拆除一些建筑。雨果的看法跟当时的长官意志有冲突，他觉得古迹应该保留下来，而不是拆掉。于是，一个作家，就把认真保护圣母院之类的问题特别认真地提了出来。
现在看来，当年的雨果是相当明智的。他提出：“从中世纪艺术遗迹上，可以分辨出三类不同深度的创伤。”第一种，时间，这个好理解，时间会不知不觉地让建筑留下伤害，表面会裂纹满目、锈迹斑斑。第二种是政治革命或宗教的革新，法国经历了多次革命，大革命期间对文物的破坏也曾相当厉害，而巴黎公社期间则有好多寺院被烧毁。这些盲目而狂暴的破坏，汹汹而来，撕碎了古建筑的华丽外表：拆毁圆花窗，砸烂小雕像……第三就是时尚。雨果认为：时尚正在变得越来越愚蠢可笑，从文艺复兴时代种种杂乱无章、一味追求华丽的风尚开始，建筑必然走向衰落。雨果甚至尖锐地指出：“时尚的破坏是深层的，它能攻击艺术的骨架，伤其筋骨，对建筑物进行裁割、切削、肢解和杀戮。新的时尚问世，会对建筑物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间和革命却没有这种奢望。”
回到小说《巴黎圣母院》那句话：“一个杀死另一个”，手机是不是会杀死一切？事实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并没杀死石头建筑的巴黎圣母院，我们现在去参观巴黎圣母院，往往会联想雨果的这部作品，如果没有读过，看巴黎圣母院之前或之后，可能会做功课去读一下，也就是说，著名的文学作品也会促进我们作为旅游者对古迹的参观和联想。这个“一个杀死另一个”，是雨果预先为世人敲响的警钟。有了这一警钟的长鸣，人们恐怕会做得更明智，会让这个养育另一个，这个促进另一个，这个激励另一个，这个繁荣另一个。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世界，也应该能看到这样的世界。
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是应该留下来的，而且，每个时代可能都有每个时代建筑上的代表作，它们存续下来，会让后代意识到历史的脉搏就跳动在那些石头、木头、钢铁、玻璃的建筑中。《巴黎圣母院》就总结了巴黎的历史建筑：以往，在卡特琳娜·德·美迪契时代有杜伊勒里宫（后来烧了）；亨利二世时代有市政厅（曾被烧毁，重建后依然还在）；亨利四世时代留下了王宫广场；路易十三留下了神恩谷修道院（现为陆军总医院）；路易十四时期有残废军人院（现是军事博物馆）；路易十五时代有圣絮尔皮斯教堂；路易十六时代留下了先贤祠（为共和国伟人设立的公墓，伏尔泰、鲁索、雨果、佐拉、居里夫人都埋在里头）；拿破仑时期有旺多姆广场。以上是雨果总结的，在他以后，我们不妨替他总结一下。七月王朝开始建造了凯旋门；第二帝国时建有歌剧院；第三共和国时有了埃菲尔铁塔，铁的塔，象征一个钢铁时代；进入20世纪，有大王宫、小王宫；戴高乐时代，中央菜市场的大改造，而往日菜市场的热闹景象，只能在佐拉的作品中重温了；蓬皮杜时代建有蓬皮杜文化中心（外表很像化工厂），是现代派建筑艺术的代表；德斯坦、希拉克时代应该是拉德芳斯的大拱门，它延长了从小凯旋门到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密特朗时代是“四本书”造型的国家新图书馆……
由此突然想到，多年前，我曾读过雨果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奈瓦尔（一八〇八年诞生在巴黎，本名为钱拉·拉布吕尼 GérardLabrunie)的一首诗《巴黎圣母院》中译本，全文是：
“圣母院够古老的了，或许人们将看到它有一天埋葬当年它曾看着诞生的巴黎；但在千年之后，时间将让那笨重的骨架犯下过失，就像一条狼让一头牛顿失前蹄，扭曲它钢铁的神经，以一副聩昏的利牙，忧愁地啃噬着它岩石构成的古老骨脊！来自大地上所有国家的众多人们将前来此地把这威严的墟景瞻仰，并且想入非非的重读维克多的书；会以为重又看到了古老的大教堂，就这样又长又方，雄伟壮丽，巍峨精神，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个死人的影障！”
2019年巴黎圣母院大火后，也有人在网上看到这首中译本诗词，并告诉我说非常好。我想，确实很好，它很应时地回答了“这一个杀死那一个”的问题。 笔者总在傻想，未来有一天也许我们看不到巴黎圣母院原来的样子，有些部分会倒塌，有些部分会面目全非。但我们站在它面前时始终会想到，有一本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还在，它的魂还在，这就挺好。
去年再到巴黎，想起《过往》一诗：
一身泥泞
半世流离
浮沉过尽
满目疮痍
于你相遇
是缘是命
亦是冤孽
都在挣扎
余生逃亡
四方流浪
四方天地
浮浮沉沉
沉沉浮浮
与你无关
恋或不恋
都难回头
错或不错
都是过往
恨或不恨
都已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