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一个人应该活得是他自己并且干净》读书笔记（季羡林的励志故事季羡林：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谈起季羡林，大约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活到98岁高龄，精通12国语言，通晓14门学科，在梵语、吐蕃语等研究领域的造诣少有人企及；

他一生笔耕不辍，有两千万字的作品留存于世；

他提出“教育必须破除重理轻文的理念”，让莘莘学子尤其是文科人才受益终生；

他推崇的“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文化自信”，至今仍不过时。

在季老先生的一生中，刻着“天道酬勤”，也刻着“高洁自守”。

他是一位大师，也是一个传奇。

寒门出贵子

季羡林幼时家贫，6岁时，父母把他过继给经济条件较好的叔父，由叔婶抚养长大。

叔父见他天资聪颖，便送去读私塾，私塾里的国文老师是前清状元，这让季羡林从小就接受到最好的精英教育。

考大学时，季羡林成绩优异，只报了清华、北大，被两所顶尖高校同时录取，他选择了清华，专修德文。尔后，被派往德国留学。

他原本打算在德国镀两年金就回国，没想到遭逢二战，阻断归途，季羡林回不来了。

这一待，就是十一年。

在此期间，音讯隔绝，国内的亲友甚至不知季羡林是生是死。

他的老师上了战场，他就跟着学识渊博、精通各个语系的师爷，心无旁骛，苦学11年。

季羡林形容那时的自己，“无家无国，无可依傍”。

由此观之，季羡林儿时受到传统国学教育，少时深得西方文化浸染，深厚的学养来自博古通今，中西贯通。

在他的生命中，没有一年是被浪费的，最好的青年时光，一直或主动、或被动的处于求学状态，并始终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因此，人们说“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季羡林。”

正是这些传奇经历，成就了独特时代下无法复制的泰斗大师。

我放下过天地，放不下你

因6岁离家，寄人篱下，季羡林养成拘谨内向的性格。

读大学时，亲生父母相继去世。

从辞别母亲，到母亲离世，其间十几年，他只见过母亲两面，这在季羡林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直到耄耋之年，谈及母亲，他泪眼婆娑：“这世上的任何荣誉地位，都比不上在母亲的身旁更加幸福。”

过早承受分离，没有享受过父爱母爱，童年时几乎没有体验过亲密与依恋，这使季羡林的感情道路十分坎坷。

高中毕业后，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季羡林与长辈包办的妻子结婚。

妻子没有文化，跟国学修养深厚、渴望精神交流的季羡林毫无共同语言。

这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很多文豪才子都放弃了结发之妻，转而寻求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女性，如鲁迅许广平、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王映霞等。

但季羡林始终没有逾矩。

也不是没有遇见过怦然心动的女子。

在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与房东女儿情投意合，书稿、文件总是女孩帮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出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桌上。

但此生，他们只牵过一次手，再无其他。

季羡林生于礼仪之乡山东，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对妻子怀有强烈的责任心，纵有过心动，却恪守底线，坦荡忠诚。

感情本就是求仁得仁的事。

战争结束，季羡林离开德国，房东的女儿终生未嫁。

若干年后，是否会有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女子，守着圆桌，桌上有一台老式打印机，凭吊往事呢？

季羡林写道，“所有的幸福、美与爱，都与我无关。”

回国后，季羡林把妻子从老家接来北京，但因感情稀薄，两人一个住客厅，一个住卧室，就这样住了一辈子。

对她，他只知责任，不知爱情。

从季羡林身上，不难看到传统士人君子的精神，尽管留洋多年，骨子里依然固守传统旧道德，用少年时代所学的四书五经约束自己，捆绑自己，不惜压榨个人幸福。

我不知这儒学塑造的士大夫精神是否值得颂扬，但季老先生，大约当真是中国最后一位士人了罢。

天道酬勤

放弃了喜欢的女孩，和在剑桥任教的高薪职位，季羡林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他在北大，教学生、做学问，每天4点半起床，成为燕园亮起的第一盏灯。

季羡林戏称，“我不是闻鸡起舞，而是鸡闻我起舞。”

他有一张破藤椅，每天中午在此午睡，因他担心睡床太舒服，会睡得太久，浪费时间。

由此，诞生了一幅著名的《三睡图》：藤椅上午休的季羡林，和两只卧在他身上的爱猫，此谓“三睡”。

面对世人的敬佩，季老谦逊道，“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已。”

他穷尽古今中外做学问，不舍昼夜地与时间赛跑，一辈子勤于求知、勤于教学、勤于研究，是真正的学者。

他用生命创作，曾写下73万余字的《糖史》，堪称鸿篇巨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门外汉，为何要写研究制糖历史的《糖史》呢？

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写文化交流史。”糖，这一家中必备食品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通过研究“糖”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揭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方面。

而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竟是在季老70岁时开始写的，直到87岁方才写完。

他忘我地求知，甚至忘记了年纪和岁月。

牛棚杂忆

从十年浩劫走来，季羡林也曾被批斗。

但与那个时代诸多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季羡林从未心怀委屈、愤懑，他在思想上与彼时的国家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自己在二战期间，偏安德国，的确没有在国家最艰难时为国效力，尽管这并非他本意。

这也是季老先生十分独特的思想。

正因如此，他熬过了那段艰苦岁月，没有像其他文人学者，不堪其辱，逝如秋叶。

他写《牛棚杂忆》，说：“我不传递仇恨，这只是一面镜子。”

阴云密布的年月，季羡林仍未放弃学习。

他每天将一句梵文诗抄在小纸条上，趁没人时，取出翻译，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政治高压，依然不放弃对文化的执着。

择一事，忠一生。

文革结束，他整理译稿，这就是总共七章、有24000对对句的史诗级著作《罗摩衍那》。

无论在情感、为人、做学问方面，季羡林都坚守着某种士人精神，压榨了自己一切的乐趣，自由，欲念，似乎只为了学术、尊严与精神而活。

顾城有诗，“一个人应当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季羡林堪当此谓。

他秉持高洁的精神，极端克己，在文坛、在学界、在政界，无论身在何处都受人尊敬。

尽管年事已高，被尊为“国宝”，季羡林仍平易近人，待人谦和。

所有学生到季羡林家中拜访，无论尊卑亲疏，走时，他都会把他们送到门口。

高山景行

季羡林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站在时代前沿，窥破大势所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浪潮汹涌，崇洋之风初开，季羡林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劝导国人树立文化自信，切勿“富裕之后骨头却软了”。

他断言，21世纪，东方文化定会重焕辉煌，因为西方追求的“用科技征服自然”，若不加节制，不重环保，必将走向毁灭。

而中国古人从不与自然为敌，倡导无为、和谐、天人合一，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

他还提出“大国学”理论，即国学既包括汉家儒学，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包括国际世界的文化，皆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这将使地缘政治不再敏感尖锐，天下大同也会消灭战争。

这些不断被时代印证的论断，使季老成为永远的大师。

98岁时，季老辞世，书桌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

临终前一周，他还在坚持创作。

一代大师季羡林，他的人生诗意，敏感，坚韧，充满了奇特的矛盾与碰撞，或许这恰是他的传奇之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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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霁，磨铁图书产品经理，著有畅销书《一生欠安》

2016、2017年度中国影响力作家，微博：@李梦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