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解析句子（沈从文的励志故事沈从文：一个人的奥德赛）

关于沈从文的传记和研究著作很多。

沈从文于1931年发表的《沈从文自传》，以个人口吻追溯家族史，记述幼年逃学、少年从戎，以及20岁时受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匆匆离湘赴京的故事。国内“沈从文研究第一人”凌宇的《沈从文传》成书于90年代，研究重心放在了沈从文的青少时期。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以“人物”为中心，更为系统地梳理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则另辟蹊径，从生活、创作两方面剖析沈从文，以“史实”为主，“评价”为辅。

来自美国“边城”俄亥俄州、“单纯天真得像一个孩子”的金介甫，对沈从文的研究始于1972年。彼时70岁的沈从文，刚刚离开工作生活两年的湖北干校，回到北京治病。金介甫在完成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后，于1980年第一次访问沈从文，之后历时8年，完成了这部30余万字的传记。

金介甫的考据扎实、思路缜密，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仅附注就有646条，涵盖引文出处、访谈过的人物、实地考察信息等。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沈从文，他多方搜罗到国内已经绝版的沈从文早期作品。金介甫对沈从文的评论客观中立，“不为贤者讳”。有别于其他传记，金介甫不以沈从文的跌宕起伏的人生为唯一线索，而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试图从历史、社会、地域文化、家庭等多维度，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根源，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其情。

《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的译者符家钦先生，为著名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译著24部，累积600多万字。他所翻译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得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赞誉，“不但忠实，并且一定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沈从文是极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等身，他的文学创作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总量上来看，1949年之前共完成作品648篇，平均每年30篇左右，仅1934年就发表文章40余篇。他的成就植根于湘西的生活经验，又得益于广博的阅读和见识，以及在大时代中人情的温暖。

一、其人：矛盾裹挟中的沈从文

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沈从文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离不开从小生活的湘西小城--凤凰，以及蜿蜒流淌的那条河--沅水。生活在动荡巨变的时代中，沈从文的人生常常被矛盾所包裹。在湘西，民族、种族、军民之间的冲突，奠定了他略显悲观的人生态度。城市生活的痛楚又让这个“乡下人”，对于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思索。

沈从文所成长起来的湘西，是在汉代被称为“五溪蛮”的荒僻之地，土、苗、汉多民族杂居，互相同化。在他幼年的生活经验里，人们的生活单纯质朴，街道两旁是各式各样热闹的店铺。针铺门口戴着大眼镜的老人低头磨针，包花帕子的苗妇人在轻声唱歌，皮靴店的大胖子皮匠腆着肚子“用夹板上鞋”。但与此同时，打斗、杀戮也是家常便饭。小孩子遇到冲突，就用打架斗殴的方式解决。人们像看热闹一样围观处决犯人，一场暴动中，近千名“乡下人”不得不通过掷竹筊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被砍头。平静是日常，血腥也是日常，“屠杀政治”与平民生活相互交错。

到了城市之中，沈从文对于家乡的思念更为深重了。自诩“乡下人”的沈从文和“城里人”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鸿沟，互相都不能完全地理解对方。就像沈从文笔下的萧萧，认为城里的女人“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们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门打官司，要官罚男子的款，这笔钱她有时独占自己花用，有时和官平分。”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但真的走进了大城市，又变得无所适从、心生卑微之感。到了上海文豪所开的一个咖啡馆，生活困窘、衣衫破旧的他觉得，“到了那种地方，我就把乡巴佬气质全然裸陈了，人家年青文豪们，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那么潇洒。自卑之余，他又时常怀念乡下的好，他们诚实、简单，不会敲诈勒索。

终其一生，沈从文都眷恋着这座湘西小城。湘西风物在他的心中可谓“天地有大美”，山、水、人都有朴素干净的气息。这种乡愁使他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隐去部分真实，或者用巧妙的方式进行掩饰。在描写湘西水乡的风景时，他很少写农村劳作的艰辛，饥饿和愁苦，不写房屋的样子和摆设。相反，兵士们有时“和同事共据一张漆得极光的方桌，太极图一般蜷曲着，极安适地睡了一夜，”有时“睡在屋外稻草堆上，半夜里还可看流星在蓝空中飞。”他笔下的“乡愁滤镜”，使得整个场景就像国画中的青绿山水，远观之，意境极美。

另一方面，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生活残酷、血腥的部分。儿时看到的人头、尸体、一串的人耳朵，都在他的文章中出现过，甚至写得非常直白。但他并不认为是人性的残暴使然，而是社会、时代的胁迫。比如土匪刘云亭，本来是一介良民，会画几笔兰花，会唱几句旧戏文，但差点被当成土匪枪决之后，才变了性情，做了杀人不眨眼的“大王”。到了军中，百无聊赖的士兵以杀头为乐，勒索犯人换取些许的金钱，所作所为和土匪并无本质差别。但这些人在平时，一个个都像孩子一样，淘气得紧。归根结底，让普通人走上这条路，不过是因为“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

二、其文：糅合多元，终能自成一派我不中用，也不机敏，有凤凰人的固执，只想在文学上试验下去。

沈从文学历不高，“不曾踹过中学大门，分不清洋鬼子字母究竟是有几多（只敢说个大概多少）”。刚到北京时，几次参加入学考试，都以落榜告终，没能成为一名“大学生”，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名文学大家。少年湘西生活时养成的敏锐观察力，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不断的自我突破，是他最终成为和“福楼拜、斯特恩、普鲁斯特成就相等的作家”的根本原因。

他的阅读极为广泛。从军时期，秘书官文颐真教他读《辞源》，一起合订《申报》，开始认识外面的世界。在陈渠珍处做书记，整理十几大箱的书籍、旧画，得以了解“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姨夫聂德仁跟他谈论宋元哲学、大乘、因明、达尔文进化论，“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之后调到报馆做校对，对新书“投了降”。到北京之后，接触到了高尔基、狄更斯、大仲马等国外名家的作品，读了《圣经》、西方哲学、心理学。沈从文不会被某一类型文章所束缚，而是以此为土壤，自由地生发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沈从文最推崇的著作之一是《红楼梦》。在他的作品中，女孩子多是清丽温柔，如水做成的。乡下人大都有几分可爱的“呆痴”，如孩童般天真，这和《红楼梦》中宝玉的“呆”有几分相像。但沈从文自己却没有一部描写大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晚年他曾构想要写一部家族史地方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未能完成。

“干净澄澈、富有灵性”是人们对沈从文作品常用的评价语。这种气质的精神根源一方面是他的“泛神论”思想，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处处皆是美”。比如写翠翠“在风日里成长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另一方面，精神分析流派也极大影响了沈从文，他对人物心理的描摹十分精细。在他的小说中，语言热烈、直白的苗家情歌，袒露出潜意识里对性的追逐和渴望，“乌艄蛇般的辫子”更像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象征物。

沈从文常以家人、朋友作为小说人物的原型。根据金介甫的考证，《边城》的写作灵感来自两处：一是从湘西开拔到辰州途中，同行的兵士赵开明热切地恋上绒线铺的年轻女孩。二是在青岛教书期间，和妻子张兆和到崂山游玩，路上偶遇在老人葬礼上悲痛的女孩子。

妻子张兆和的身影也不时隐现。他对妻子的爱称有“三妹”“三三”等，在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还有命名为“三三专利读物”的信件。“三三”也是沈从文笔下可爱的苗家少女，对城市生活和城里人有着天真的幻想。三三黑黑的皮肤，也和张兆和的肤色有些相像。萧萧、夭夭、翠翠等人物身上，多多少少都有张兆和的特质。

沈从文的文体、文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进行“先锋的文学试验”。早期为了养家糊口，写作大量散文，其中不乏质量平平之作。夹杂湘西土话、少数民族风物人情的小说，让他成了乡土文学的代言人之一。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还写过杂文、诗歌、神话、话剧，研究介词的用法、西方意识流写作等，一直在尝试新的领域。

创新自然会招致批评的声音，有人称他为“一个趣味文学作家”、“一个空虚的作家”。妻子张兆和也曾对他写杂文有意见，认为他“放弃了可以美丽动人小说的经历，把来支离破碎，写这种一撅一撅不痛不痒讽世讥人的短文，未免可惜。本来可以成功无缝天衣的材料，把来撕成一丝丝一缕缕，看了叫人心疼。”

三、其情：民国名人的交际圈

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灵魂，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

读民国时期人物的传记，常常有惊喜，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因各种机缘巧合，或擦肩而过，或成为好友。

1938年，为了躲避战乱，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闻一多、傅雷一行从内地转移到西南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当时他们租住在青云街217号，住在后院的是民国侠女施剑翘，即张北海小说《侠隐》中女主角巧红的原型，后来被姜文改编为电影《邪不压正》。

沈从文和其他民国名人之间也有诸多交集。文学创作方面，对他写作风格影响比较大的人包括郁达夫、废名、周作人等。在入行不久，便得到了徐志摩、林宰平、胡适等人的赏识，推荐给他更多发表渠道和任教机会。当他成为编辑、教授之后，又大力提携巴金、汪曾祺、萧乾等年青作家。

巴金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视沈从文为偶像的汪曾祺，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沈“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澄明无渣滓”。至于著名的“沈丁关系之谜”，金介甫结合资料分析，认为丁玲的早期作品，可能受到沈从文影响，但对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并未作出评价。

文学家之间常有借文暗讽之事。钱钟书的《猫》指摘了“京派”文学圈的一大票人，林徽因自然在列，金岳霖、胡适、沈从文也未能幸免。郁达夫的《给青年人的一封信》中，以沈从文写的求助信为由头，言语间不乏嘲讽之意。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则被认为是影射了闻一多等人。文学大师们的笔墨官司打起来，热闹程度一点都不逊于民间掐架。

金介甫在《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中写道：从湘西出走多年的沈从文，内心深处捍卫的最高理想是“个人主义、性爱和宗教构成的原始王国”。

他的文学追求，和他“乡下人”的自我身份认知是浑然一体的。他并不希冀建立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而是想生活在老庄思想中“鸡犬相闻”的小世界，美得孤绝、遗世独立。现实却变化得太快，湘西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那座小城。

沈从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生命”与“生活”是他作品的主题，也是他惆怅、悲伤的源头。

好在，我们还能在沈从文的文字中，触摸到曾经的湘西，感知生命的轻盈与通透。就像《边城》《萧萧》《三三》《菜园》里，水手、兵士、苗族少女、老船夫还在，风中混杂着茉莉的花香，远山传来清亮的山歌，谁家船上燃起湿柴，升腾起一股浓浓的炊烟。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幸运呢？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别集：自传集》，沈从文著，中信出版社，2017

2.《沈从文的前半生：1920-194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8

3.《沈从文的后半生：1949-1988》，张新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4

4.《沈从文小说》，沈从文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5.《湘行散记》，沈从文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6.《生活是很好玩的》，汪曾祺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7.《最后的士大夫》，陶方宣著，新华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