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灯二

上海儿童玩的(励志的儿童故事上海故事:近代上海的儿童游戏场)

原创 陶正桐 图溯上海

(一)

如果仔细省思城市里的各种设施,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城市本质上是为成年人修建的”。但如果非要在城市里找出一个儿童的专属空间,那大概只有儿童游戏场了。

在1944年的《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全图》中,清晰标识出了南阳路儿童游戏场的位置

继续往前追溯我们会发现,专门的儿童游戏场在中国古代的城市中并不存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儿童并不缺少玩乐的方式(捕蝉、蹴鞠、竹马等),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纯粹的玩游戏的所在。儿童所拥有的空间,必须依附于成人方能成立。至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古人“漠视儿童”的观念有关。进一步说,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发现童趣的眼睛,真正缺乏的只是对儿童玩乐需求的正视。他们认为儿童始终是需要训规与劝导的,以显得“晓事明理”。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老上海国文教科书里儿童玩耍的场面

当然,西方也是到了19世纪才出现专门的儿童游戏场。彼时的英国改革家强调,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拥有健康的心智。而美国的杜威将儿童描绘为“小大人”(Miniature adults),肯定了儿童玩耍的本性,并将其视为儿童探索世界的一种手段。不论是以“强健体魄”为目的,还是以发展儿童认知能力为归宿,儿童玩乐的需求逐渐得到成人的肯定。这场儿童观念的变革也深深影响到了近代中国。梁启超就认为儿童教育必须考虑他们的身体发展。“儿童的发现”则被视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以后,儿童的发展逐渐与民族强盛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拥有强健身体的儿童的国家,被视为拥有光明的未来。

(二)

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着现实的行为,19世纪西方的成年人开始为儿童拥有一个只为“玩乐”的场所而努力了。1877年,英国伯明翰市的巴宝莉街游戏场(Burberry Street Recreation Ground)专门为儿童配备了游戏设施。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儿童游戏场的建设也是走在全国前列。不过,彼时的儿童游戏场大多由租界管理机关建设,因而也大多位于租界区内。关于近代上海儿童游戏场的大致情况,可参考下表。

表1 近代上海儿童游戏场基本情况表

资料来源:方妍:《近代上海儿童娱乐世界的徜徉(1915—1937)》,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2—44页

旧时昆山花园内景

20世纪30年代后,这些位于租界的儿童游戏园开始对华人开放。之后,进入公园的人数开始与日俱增。比如仅1933年12月份,就有40874人次进入南阳路、新加坡等儿童公园游览(《申报》1933年1月11日11版)。这种火爆程度还可以从公共租界各公园历年接待的人数看出来(表2)。

表2 公共租界公园1930—1937年接待人数

儿童在儿童公园内玩耍时的情形

这些儿童游戏场大多设置于公园内,极大满足了父母和孩子一起游玩的愿望。当成人陶醉于公园中西合璧的奇异景致时,小孩们则在公园草地上奔跑,在秋千滑梯上嬉戏。这是很多中国人所从未见过、体验过的,这恐怕是公共租界内的公园如此火爆的主要原因。此外,一些公园举办的嘉年华活动也是让小孩对公园魂牵梦绕的因素。如顾家宅法国公园每年举行玩具展览会,会期为十月十一号。这一天,公园内有奏乐亭、有戏台、有中西杂技,儿童甚至可以凭券骑驴(《今年国庆日之法国公园》,《申报》1926年10月9日1版)。因而,有的小孩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习作,里面洋溢着对儿童公园的无限喜爱,如赵景源《儿童公园》就这样写道:

这是我们的公园,园里有高大的树,美丽的花,碧绿的草地,还有假山,水池,茅亭和运动场。在课余和假日,我们常约了同伴到公园里去玩耍。最有趣的是在花坛前唱歌跳舞,或者到草地上踢小皮球。春夏二季里,每天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游人特别多,不过都是我们蓬蓬勃勃的小朋友。

——《儿童世界》

1933年第7期,第33页

1947年地图中复兴公园周边图

除租界外,华界内也逐渐建设了一些儿童公园。此外还有一些私人开设的游乐场、儿童戏院等。如1912年开业的游乐场楼外楼,就极娱乐之能事。里面不单有哈哈镜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武术、杂技、魔术等表演,可谓是老少咸宜(《海上游戏场之溯源谈》,《申报》1925年2月26日1版)。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西化带来的便利与感官愉悦。对很多生活在贫民区的孩子来说,恐怕终其一生都将无缘儿童游戏场,他们只能在生活的游戏场上苦苦前行。但即便如此,孩子纯真的笑靥还是会在城市每个地方绽放,为成人世界带去一丝清凉。毕竟,我们都曾是“蓬蓬勃勃的小朋友”。

上海市测绘院

地图文化品牌

新品发布|叙说地图|上海故事

编辑丨张渊源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